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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学校“野蛮发展”面临整顿 “戴汐们”的困境或很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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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13 08:12:4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贫富差距在缩小 缘何社会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过去十年中国的劳动所得远远低于资本所得,事实上中国的贫富差距并未被基尼系数所完全反映。从中国的实际看,除了个人收入或消费上的贫富差距外,居民资本所得,包括金融投资、房产所得、教育和医疗资源分配的弊端等,造成的贫富差距要比一般统计数据更严重。目前我们在初次分配中存在劳动法落实不彻底、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够明显等问题,在初次分配中要充分考虑底层劳工的权益,缩小贫富差距。二次分配中,税收制度的改革是关键,应推动房产税、遗产税以及资本利得税。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二次分配难度最大,但也最重要,需要花大力气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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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在缩小 缘何社会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                 
【研究员】:wh
目前我们在初次分配中存在劳动法落实不彻底、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够明显等问题,在初次分配中要充分考虑底层劳工的权益,缩小贫富差距。二次分配中,税收制度的改革是关键,应推动房产税、遗产税以及资本利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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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共同富裕取作为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一个远景目标。在最近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中央再次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并提出了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机制,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目前,全国各界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的讨论相当热烈。怎样理解中央目前提出的共同富裕奋斗目标?如何通过分配制度实现社会公平?观察者网专访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寒竹,探讨如何从分配制度入手实现“共同富裕”的话题。

寒竹认为,过去十年中国的劳动所得远远低于资本所得,事实上中国的贫富差距并未被基尼系数所完全反映。从中国的实际看,除了个人收入或消费上的贫富差距外,居民资本所得,包括金融投资、房产所得、教育和医疗资源分配的弊端等,造成的贫富差距要比一般统计数据更严重。目前我们在初次分配中存在劳动法落实不彻底、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够明显等问题,在初次分配中要充分考虑底层劳工的权益,缩小贫富差距。二次分配中,税收制度的改革是关键,应推动房产税、遗产税以及资本利得税。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二次分配难度最大,但也最重要,需要花大力气来做。

如何全面理解共同富裕

观察者网:“三次分配”是1991年由经济学家厉以宁在《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一文中提出的概念,彼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经济还在复苏中,也没有今天出现的社会财富大爆发、贫富差距问题。在完成了市场化经济改革、脱贫攻坚战、迈向第二个百年的今天,是不是已经到了提出“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时机了?如何理解中央近来大力强调共同富裕?

寒竹:我先谈谈中央当前提出共同富裕目标的社会背景,这对深刻理解中央在目前提出共同富裕很重要。今年是中国的脱贫年,中国全面消灭绝对贫困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一种重要标志。为什么中国在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缩小贫富差距取得重要进展的时候,立即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一个刻不容缓的战略目标?

首先,要避免一个误区,认为过去几十年着重讲发展,现在开始讲共同富裕。这个看法是片面的。在社会主义中国,发展与共同富裕是不可分割的。

从理论上来讲,共同富裕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实际上中国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把共同富裕作为一个奋斗目标,这一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讲得很清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且在80年代到90年代,邓小平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共同富裕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要消灭两极分化。如果说我们的改革导致两极分化,那么改革就是失败的。所以,简单地说过去只强调发展,不讲共同富裕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

回顾中国共产党过去几十年走过的道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一直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从来就没放弃过要缩小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如果中国没有坚持“共同富裕”这个目标,就意味着中国就没有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其次,再从现实层面看,中国贫富差距最大的时候是哪个时间点?过去10年贫富差距是否正在缩小?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看,中国贫富差距最大的时间点是在2008年前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在过去几年总体上还是在缩小,尽管缩小的幅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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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以消费为基础中国的基尼系数在0(完全平等)和100(最大不平等)之间变化——2011年达到了峰值44。2016年后逐渐下降,降至38。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1年是贫富差距最大的,此后差距一直在下降。

从中国贫富差距的曲线走势看,中国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的数据大体上是吻合的,二者都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确实还比较高,但贫富差距的逐渐缩小是过去10年的大趋势。

另一方面,消灭贫困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举措。中国在过去40年一直坚定不移地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在减少贫困。过去10年,中国对大约9000万贫困人口实行了大规模的扶贫计划,并且在今年7月份宣布已经完成了初步的百年目标,消灭了贫困,全面脱贫进入小康社会。

另外,从劳动者工资收入与经济发展速度看,中国的收入差距也在缩小。中国工人的工资在过去十年中的增长速度超过了GDP的增长。

上述资料显示,中国的贫富差距尽管还很大,但过去十年总体是在不断缩小。但是,这些数据似乎跟人们的普遍感受不一样。近年来,人们对贫富差距现象的批评,对资本的抨击越来越强烈,社会要求缩小贫富差距的声音越来越大。为什么中国的贫富差距在缩小,但民众批评的声音在加大?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具体分析。

我认为普通民众感觉到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放缓了。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到中高速增长,个人的收入增长也从迅速增长开始逐渐减缓。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减缓使得人们对贫富差距问题越来越关注。

如果我们把过去20年的中国GDP增长速度做一个图来看的话,就会发现从2000年开始,中国GDP增长速度逐年攀高,2007年达到峰值,然后开始逐年下降。到去年为止,GDP增速已经差不多在6%左右,相对来讲变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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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对贫富差距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跟经济发展的速度相关。普通民众通常不会去做贫富差距的调查,也很少会看这方面的数据,他们的感受主要来自自己收入。当一个社会高速发展,蛋糕迅速做大的时候,即使贫富差距拉大,普通民众也很难感觉到,因为蛋糕快速变大会使自己得到的份额也相应迅速变大。这是为什么在2008年前后,也是中国就基尼系数最高点的时候,普通民众对贫富差距现象的批评远不及现在,因为那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时候。

中国社会从高速发展转变为中高速发展后,蛋糕依然在做大,但蛋糕做大的速度下降了,这个时候,中低收入群体对贫富差距的感受会越来越强烈。这是大多数国家都会经历的普遍现象。不光是中国,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发展速度一旦缓慢下来,民众对贫富差距的感觉就会越来越明显。因为当每一个人的蛋糕都在迅速变大的时候,很少有人去关注、考虑贫富差距的问题,当个人的蛋糕变大的速度放慢,对未来收入的期许就会降低,对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的感觉就会变得强烈。

从这几年流行的词汇,例如“X丝”、“躺平”等词汇来看,实际上整个社会这些年来对贫富差距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中国政府目前大力提出共同富裕实际上正是回应了社会、民众的需要,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

朝未来看,中国在走过了经济高增长期后,将会长期面对社会大众对贫富差距现象的批评。所以,中国必须要加大缩小贫富差距的力度。中国能否在本世纪中叶实现民族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不断缩小贫富差距,能否在分配上实现公平正义。

第二个原因,无论是中国国家统计局以收入为基础,还是世界银行以消费为基础统计的基尼系数都有很大的片面性,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的现实情况。尽管中国过去十年劳动者的收入超过了GDP的发展速度,尽管世界银行根据消费统计的基尼系数也在逐年降低,但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都没有反映出一个根本性的现实问题,这就是过去十年中国的劳动所得远远低于资本所得,事实上中国的贫富差距并未被基尼系数所完全反映。从中国的实际看,除了个人收入或个人消费之间的贫富差距外,中国居民的资本所得,包括金融投资、房产所得,以及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分配上的弊端等,这些诸种因素造成的贫富差距要比一般统计数据更严重。

位于深圳的惟道风险研究院有感于基尼系数的片面性,2018年发布了“蒙格斯社会公平指数”报告。蒙格斯社会公平指数对中国公平状况的测量结果显示:在2002-2004年,中国社会公平程度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上。而从2005年开始,中国的社会公平指数显著下降。这主要是由于以房地产为主的存量财富加剧了贫富差距程度。另外,资产的金融化使有产的居民更加富有,而资产较少的居民在金融化过程中财富缩水,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异。可以看出,近些年主要是由于贫富差距的拉大加剧了社会公平的失衡。下图是1991年到2018年的蒙格斯贫富差距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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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而言,“蒙格斯社会公平指数”要比基尼系数更全面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的贫富差距比仅凭统计个人收入或个人消费的贫富差距更严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人十年前投资买了两套房,这两套房子增值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他这十年的工资增加。如果我们把过去十年、十五年房子的增值理解成是资本投资所得,它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劳动所得增长速度,而且超过不止一倍。

同样,在教育领域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一部分人不断通过投资进入好学区、好学校,有钱人能够住好的学区、上好的学校,这种马太效应正在不断加大贫富差距。

这些变化和差异很难通过我们前面讲的基尼系数来评估,也很难通过数据反映出来。但是在这三个领域已经逐渐形成了新的阶层差异,而且越来越明显,如不及时解决,贫富差距将会有固化的趋势。资本所得远超过劳动所得,教育、医疗在资源分配上的弊端,这些因素使得人们对贫富悬殊的感受越来越明显,也强烈刺激了普通老百姓的神经。

第三个原因是社会意识的变化,过去十年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全社会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更加深入人心,社会心态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人们对共同富裕的期望值也提高了,大家对贫富差距过大、资本无序扩张的抨击声也越来越大。

我认为,这三个原因使得中国社会对贫富差距问题的不满情绪在不断增加,中央在这个时候提出要实现共同富裕正是反映了这种社会需求。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历来高度关注人民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来讲,民众的需求是基础,中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回应人民群众的需求。这是目前中央提出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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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网:“三次分配”概念引发讨论后,普遍的疑虑有两点:慈善公益缺乏强制性,以及现行法律和社会制度的不完善。在您看来,第三次分配需要怎样的配套措施和政策?

寒竹:严格来说,分配属于一种生产关系,是一种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除了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分配方式。换句话说,分配方式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是具有强制性的,是必须遵守的。

中央提出通过三次分配来缩小贫富差距后,大家的注意力很多放在了第三次分配上。因为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深入讨论的人不多。今年以来,一些高校、科研机构组织了不少研讨会专门讨论第三次分配问题,这方面的文章也相当多。对第三次分配,我的理解比较粗浅,只能提出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引起各界进一步深入讨论。

分配属于一种生产关系,是一种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除了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分配方式。中央目前提出的三次分配都属于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具体化,也就是说,这三种分配方式都必须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性质。但第三次分配与大家熟悉的初次分配、二次分配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如何把一种基于自愿的的慈善行为制度化?这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

我个人的理解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个人捐赠比例较低,主要原因是政策上缺乏对民众参与慈善事业积极性的调动,这造成慈善组织在鼓励公益文化、引导个人捐赠方面尚未充分发挥作用。所以,中国亟需建立起一套规范的、具有鼓励性的社会主义慈善制度。这是中央提出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原因。这里讲的制度,主要是指对社会与个人慈善行为的法律规范,这种法律规范并不是要求个人或企业必须要有慈善行为。相反,这种法律规法是对个人或企业慈善行为的保护和鼓励。慈善是一种基于自愿的行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应忘掉。

我个人的看法是,第三次分配不应当是一种急功近利、一哄而上的社会行为,而是一种长期的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在慈善事业中,中国应当发扬优秀的文化传统。中国是一个慈善事业非常悠久传统的国家,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慈善事业,此后慈善事业以各种方式在中国绵延不绝。当代社会应当进一步发掘中国传统的慈善精神,并发扬光大。我们现在有慈善法,也有慈善机构,但需要更多制度性的建设。

此外,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慈善事业也值得中国借鉴。特别是在慈善与法律制度、慈善与税收制度方面,发达国家的起步比我们早,给我们提供很多可借鉴的经验,但也要防止资本把慈善事业演变为一种盈利模式。

但是,与初次分配、二次分配相比,第三次分配在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上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中央提出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后,很多人把注意力都放在第三次分配上,甚至认为第三次分配是解决贫富差距的战略抓手,我觉得这种看法是有失偏颇。要缩小贫富差距,基于自愿的慈善行为确实有作用,但这种作用毕竟有限。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主要还是靠具有强制性的分配制度,这就是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

初次分配,如何兼顾效率和公平

观察者网:我国目前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反映了劳动要素是各种生产要素中最受重视的部分。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收入主要遵循市场原则。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我们也知道近年来,大家对996、加班文化多有抨击。在您看来,我们目前在初次分配中还存在哪些问题?

寒竹:第一,正如你所说,中国的《劳动法》其实并没有完完全全落实下去,劳动者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996严格说来是和劳动法相抵触的。劳动法规定,工人加班每天不能超过3个小时,一个月不能超过36个小时,但是实际上超过了加班时间的情况大有所在。我们目前采取每天8小时、每周40小时的工作制度,这个制度在很多地方并没有真正地落实。

事实上,按时间单位计算,中国的人工工资要低于我们目前所理解的市场上的工资。举个例子,一个员工的正式工资是一个月3000块钱,但是企业会告诉他,你每个月可以拿到6000,但你需要加班。很多人会想一个月挣6000还不错,但实际上其中3000是需要加班加出来的。

劳工的总收入提高了,他就很少去计算自己到底多加了多少班。在这种情况下,加班成了很多企业的常态。甚至很多企业是员工为了多挣钱主动要去加班,因为不加班工资就会很低,只有加班才能挣够钱。企业把强迫加班美化成劳工主动提出来的,好像是员工自己要加班,以此来回避企业的责任。实际上员工之所以有加班需求,是因为企业压低了工资。如果不加班也能挣到比较体面的工资,员工就不会想去加班了。所以我觉得在全面落实劳动法、确定最低工资和劳动保障方面,力度还有待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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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有企业在生产过程当中应当体现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什么说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企业?这个问题确实很难简单回答,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所以由社会主义国家出资的企业都是社会主义企业。但是按照这种观点,因为国有企业是国家所投资的,换句话,其投资方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它自然是社会主义企业。

其实严格来说,这个说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这种观点是用上层建筑来决定经济基础,而且也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能说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相反,是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如果按照刚才那种逻辑,新中国从1949年建立就应该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我们是在1956年完成三大改造之后,农村实现了合作化,城市工商业实现了公私合营,农村和城市的经济单位具有了社会主义性质,中国才宣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说工人阶级是企业的主人,比如有职代会等等,但这个东西很难落实,也做了很多尝试,鞍钢宪法、工人参与管理等。但现在的国有企业,除了是国家出资的以外,整个生产与经营过程严格来说与私人企业没有太大区别。现在的用工制度,基本上不外乎直接雇佣、劳务派遣、劳务外包三种形式。国有企业通过改制,多采取后两种方式,这就造成了心理认知上的改变:现在很少有国有企业的工人会说我是这个企业的主人,他们与企业之间就是简单的雇佣关系。

这里就涉及到初次分配的问题。很多企业通过劳务外包的方式,外包以后再外包,层层外包,最后把劳工的收入压得很低。这或许无可厚非,因为是和市场挂钩的,但是企业同时也把应当承担的责任,比如劳动保障、最低工资等都给推卸掉了。所有的劳务派遣和劳务外包,按照行内的话来说,目的是规避风险。所谓的规避风险,就是规避责任。在一些基建行业的国企,有的甚至只有管理层,没有工人,或很少工人,生产过程基本是外包出去。

国企要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社会要追求公共富裕,就要全面落实《劳动法》,进一步缩小三种用工方式的收入差距,要体现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提供劳动保障,不能够把劳务外包或者劳务派遣变成一种变相的推卸责任的方式。

观察者网:这里就涉及到我们在初次分配中经常会提到的“效率和公平”问题。以往社会生产会更看中效率,甚至认为追求公平可能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动力,进而降低效率,该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

寒竹: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在直接雇佣、劳务派遣、劳务外包三种形式之间遵循公平的原则,减少造成三者之间的差异。比如现在编制内员工拥有很多福利,这种福利实际上可以转化为收入的一部分,导致编制内外有一定差距,这之间的差距应该越来越小,否则就会导致底层劳工利益受损。

我觉得特别要注意一点,就是要保障2亿多农民工的基本权益,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农民工的要求比较低,经常会被用工方通过劳务派遣、劳务外包的形式,变相取消或减少其享受劳动保障的权益。我们一定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对待农民工,层层外包这种用工方式一定要有法律规范,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都不能推卸自己应该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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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网:但资本是逐利的,想通过企业的自我调节来达到效率和公平的均衡其实很难。从企业和国家两个层面来看,能够做些什么?

寒竹:公平和效率之间的掌握和平衡,行为主体还是企业。企业要想提高效率和竞争力,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科技创新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企业应该研究怎么通过科技创新,而不是只通过降低劳动成本来形成市场竞争力。当然效率和公平两者都需要,但在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有个主次之分。即便放到全世界都是这样,科技创新、技术突破才是提高生产力的主要因素,如果只是不断降低劳动成本的话,企业也无法升级发展。

在第一次分配上,政府能够做的也有限,因为归根到底我们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于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我们很多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倾向于效率。从国家层面来看,应该更多采取政策措施来鼓励企业的创新,现在也在做这件事,包括对创新行为在税收方面进行减免等等。同时,政府也要发挥托底作用,应该划清红线,不能牺牲劳动者的权益。

总体来讲,在进行第一次分配时要兼顾我们的国情,我们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兼顾效率。但仅凭第一次分配不可能真正改变贫富悬殊的问题,因为按照目前我们这种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按照我们目前追求效率的特点,贫富差距难免会加大,所以我们才要进行第二次分配。

再分配,税收制度的改革是关键

观察者网:再分配由政府主导,主要是通过税收来缩小贫富差距。目前我国在税收制度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发挥税收的调解作用?

寒竹:第二次分配跟第一次分配的最低工资、劳动保障一样,是制度性、强制性的。但我认为中国之所以不断要讲缩小贫富差距,因为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到今天为止贫富差距还是很大,甚至要大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和北欧等国家相比,我们的贫富差距更大,这显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有的现象。原因在哪里?就在于第二次分配做得不够好,而根本原因则在于我国的税收制度存在问题。

1、企业税太重,个税太低,国家二次分配的杠杆有限。

中国的税收制度建立得很晚,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税收制度。改革开放以前,企业上缴给国家的部分不叫税,叫利润。一个企业一年生产出来的产值,除了能够维持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之外,其余的都是利润,都要上缴国家。1983年开始推行把利润改成了税,叫“利改税”,这样才建立了我们国家的税收制度。所以中国税收制度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弱点:因为它是从利润转化过来的,所以它上缴的的幅度都很大。中国企业的税负很重,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但这个现象导致国家在二次分配上缺乏有力的杠杆进行调节。

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于向企业征税。2018年政府的税收收入为15.6万亿,其中个人所得税为1.4万亿,其余接近90%的税收基本是以企业为征税对象,包括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等。2020年中国的个税起征点是5000元人民币一个月,名义上全国交税的人数六千万人左右,2020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占全国总税收收入比重仅6.89%,相对较低。

我刚才说了,第二次分配是通过税收制度来调节贫富差距。而整个个税收入只有6.89%,虽然有累进税,但总额太低,国家缺少有力的杠杆在手上,怎么来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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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说向企业收税是在向资方收税,但实际上大家都忽略了,对企业收税重,必然意味着对全社会的穷人收税重,同时也意味着不该交税的低收入人群交了税。道理很简单,企业的税赋相当一部分最终会转移到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上。中国目前实行的是价内税,它们的价格都包含税的成分,企业上交的税有一部分必然转移到物价上面。所以,企业赋税中的一部分实际上是由全社会的消费者通过购买商品来缴纳,其中大多数人是本来不应当交税的低收入者。

此外,企业还有非税收入:中国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在2016年前(2016年达到18.30%)逐渐上升,近两年逐渐下降,2018年占比为14.7%,但仍高于许多国家。众多的行政性收费是中国企业感觉税负较重的重要原因之一。企业的这些费用相当一部分都转移在了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中,最后由全社会的消费者承担这些税费。

中国名义上交个税的人数大约只有六千多万,国家财政主要靠向企业征收。结果每个人在购物消费时都在交税,社会不公由此出现。由于底层的低收入者在消费的时候跟富人在消费的时候是同一个价格,其中物价中交税的税率是一样的,这样一来,低收入不该交说,高收入应当加倍交税的公平原则在这里被消解掉,贫富差距由此加大。

2、必须加大直接税比重,减少间接税。

2018年,中国的直接税占比约为40%,间接税占比超60%。到了2020年,直接税占税收收入比重约为39.8%,间接税约为46.3%。而由于直接税一般是对所得及财富进行征税,不易进行税负转嫁,因而被认为在调整收入分配方面更为直接。

为了有效实现二次分配中的公平正义,中国的税收制度必须要改进。第一,要减少企业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加大个人征税的比重,真正做到低收入不交税,富人多交税。第二,加大直接税比重,减少间接税比重。第三,尽可能降低非税收的财政收入,降低企业的非税收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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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网:当前公众的焦点普遍集中在个税改革公平问题,比如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负,而对增加高收入群体税负“大快人心”。个税我们已经改革过多次,不断上调起征点,还有专项补贴,按照我们刚才的讨论,这里面其实也是有问题的?

寒竹:就像我刚才说的,目前我国个税只占总税收的6.89%左右,没有办法作为一个有力杠杆去调节贫富差距。相对来讲,在很多发达国家,情况基本是倒过来的,个税占税收的大头。如果个人所得税能够在国家财政当中占比达到百分之六七十以上的话,国家手头的杠杆就比较大,也就很容易对收入差距进行调节。

我们不断调高起征点,名义上交税的人越来越少,导致个税的比重始终无法提高。而正确的过程应该倒过来,企业税应该降低,个税比例应该提高。当然很多人会说我本来工资就不高,还要再多交税,他们也很难接受。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我们每天的消费行为,包括购买商品和服务性消费,都在交税,只是比较隐蔽不易被大家直接感受和察觉到。我认为这对穷人来说极不公平。从这个角度考虑,并不是个税交的越少越好。

观察者网:对富人征税,也是全球范围内改革的方向。这次也有关于房产税、遗产税以及资本利得税的讨论,为什么迟迟无法推进?

寒竹:房产税要实行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到底什么样的房子收税,什么样的不收,是按套数还是按平方、按价值计算?以前地方上有搞过房地产税的试点,但都没有成功,这说明房地产税的实行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作,需要有充分的准备。但在共同富裕的大势下,房地产税的实行是势在必行。但需要充分准备,各地根据条件逐步实行。

但解决高房价,缩小贫富差距,征收另一个税种比征收房产税更容易,这就是实行资本利得税。举个例子,10年前你花200万买了一套房,今年1000万卖掉了,中间赚了800万,这800万的税叫做资本利得税,是你投资所得,而非劳动所得。资本利得税的税率很高,各国一般在20%-30%左右。这个税不利于有钱人,但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穷人。如前面所讲,中国现在的资本所得远远超过劳动所得,如果不对资本所得课以税收,等于是在加大社会贫富差距,有违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原则。如果中国也征收资本利得税,客观上可以抑制富人去炒房。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资本利得税,很容易形成一个不劳而获的食利阶层,有违以按劳分配为主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除了一些人通过投资炒房成为富有的食利者之外,富人的各种投资所得,股票所得、银行存款的利息收入都缺乏相关税收来调节。中国政府在1999年曾经实行过银行利息税,税率为20%,这是一般资本利得税的正常税率。但在2007年银行利息税率降至5%,而2008年中国政府干脆停止征收银行利息税。

第三就是遗产税。这个问题从道理上讲比较简单,就不多讲了。

这三个税其实都是指向资本、指向富人的,我们讲先富带动后富、讲共同富裕,但实际上现在有些先富者的共富意识很薄弱。我们通过这种制度性的安排,来尽可能弥补贫富差距,不让后富者掉队。

但是,在中国推行税制改革需要谨慎和循序渐进,必须要考虑到民众的心理特点与社会稳定。目前的税收制度对个人而言,很多是隐形的。如果一下改为直接向个人征收,虽说归根到底对普通人有利,但多数人还是觉得本来不需缴税,现在通过改革反而要交税了,心理上难免有反弹,稍有不慎,容易引起社会动荡。另外,房地产税,资本利得税,特别是遗产税的实行,都会有不同的阻力。由于这些税收都涉及到个人财产,实行起来必须谨慎。任何一种税收制度的改革都需要考虑到民众的心理承受力,都需要学者专家的论证,都要预先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从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来看,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是最好的。在三次分配中,初次分配要保障低收入的基本利益,第三次分配主要是鼓励盈利丰厚的企业和富裕阶层的慈善行为,而合理的第二次分配是调节贫富差距,做大中产阶级的主要手段。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三次分配都很重要,但初次分配主要是依靠法规来保障劳动者的利益;第三次分配主要是针对富裕阶层的税收。二次分配涉及到了所有的社会成员,实行的各种税收政策也最为复杂。但二次分配搞好了,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就会逐渐形成。所以,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二次分配最为重要,而改革的难度也最大,需要花最大的力气来做。(来源:观察者网 采访:小婷)



                                 
                                           政经观察
                 



政府再分配的两大逻辑 制度改革角度探讨“共同富裕”之策                 
【研究员】:wh
市场是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方式,它不仅分配资源,最重要的是促进技术进步、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市场是过去四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以及社会财富大规模增长的核心逻辑。再分配主要指政府分配。政府主要通过税收、社保及转移支付等手段重新调配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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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日前,高层召开了第十次会议,“共同富裕”议题备受社会关注。会议强调,“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初次分配主要指市场分配。市场是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方式,它不仅分配资源,最重要的是促进技术进步、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市场是过去四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以及社会财富大规模增长的核心逻辑。再分配主要指政府分配。政府主要通过税收、社保及转移支付等手段重新调配财富。三次分配主要指社会组织分配。遵循自主自愿原则从事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是未来社会财富的主要分配方式之一。

本文主要探索政府分配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在此之前,需要消除两个误解:一是这里探讨的“共同富裕”,并非均等富裕,而是缩小贫富差距、增加普通家庭收入;二是政府分配并非平衡效率与公平,而是构建公平制度促进经济效率。

政府再分配存在两大逻辑:一是执行国家契约中的“必要的弱势保护条款”。国家契约是个体集体行动的共同契约,政府是国家契约的主要实施者。国家契约像每个国民缴纳的一份保险——出让私权形成公共权力,缴纳税收形成公共资源。在个人生命、财产及自由受到威胁时,可以获得国家的保护。比如,社会与市场存在风险,个人竞争失利导致失业、破产或家庭贫困,政府通过公共资源实施必要的救助。

二是建立公共资源分配制度,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效率。比如,建立合理的税收制度和货币发行制度,促进财富公平分配,避免贫富差距人为扩大化以及家庭有效需求不足,支持经济持续增长。

本文主要从第二个逻辑出发,深化制度改革——税收、货币及公共资源分配制度,探讨“共同富裕”之策。

税制改革

通常,政府再分配主要从财政政策入手,即转移支付上腾挪财富,以降低贫富差距。不过,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显然将我们的视野带入更为根本的制度领域——财政制度、货币制度及公共资源分配制度。

与税收政策调整相比,税收制度的改革是实现“共同富裕”更为根本之策。税收,长期是我国财政预算收入的主要来源。2020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8万亿元,税收收入为15万亿元。而税收制度中的收入结构和使用分配,对财富分配产生重要影响。

我们先看税收的收入结构。目前,中国的税收结构以间接税为主体,间接税比重大于直接税比重。直接税方面,个人所得税、财产税比重小;间接税方面,增值税比重大。

在总税收结构中,增值税比重最大。2020年增值税占总税收比重为36.8%,2019年为39.5%。增值税的征收主体虽是企业,但最终仍会转嫁给广大消费者。同时,增值税不利于广大小企业、知识性创业企业。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更强,他们的财富大部分用于消费。如果增值税比重过大,那么税收占普通家庭财富的比例较高。一个国家的间接税若占比过高,则意味着普通家庭所承担的税收负担大,最终税收负担落在了普通家庭身上。这与中央财经委会议提出的“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目标不相符。

间接税比例大,则直接税比例小。2019年,我国直接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38.2%,而G7发达经济体的直接税占比均在50%以上,哥伦比亚、埃及、墨西哥、韩国这些新兴经济体的直接税占比也在45%以上。

就所得税来看,发达经济体中,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总比重大部分在30-40%,美国、德国、加拿大的个人所得税占比均在40%以上,我国个人所得税占比仅为7.5%。

直接税中,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的收入分配效应最为明显和直接;尤其是财产税,面向房产、车辆等资产购置收税,征税直接指向高收入群体。但是,2020年我国财产税收占总税收比重仅为8.7%。

再如,目前我国个人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和持有1年以上的上市公司股票的股息、红利所得都免征个人所得税,这一定程度也豁免了高收入者的税收上缴。

通常,利于收入分配的税收结构是直接税比重偏高、间接税比重偏低。因为直接税主要向有产者、财富盈余者征税,间接税主要向普通家庭征税。可见,直接税的收入分配效应要比间接税更加明显。以直接税为主的税收制度更体现再分配的公平性,从征收环节降低贫富差距,符合国家契约中的“必要的弱势保护条款”。

过去一些年,中央在财税制度改革上,一直在探索如何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就明确提出了要“优化税制改革,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 税收结构的变化,意味着征税对象的变化,即征税的主体从广大群体逐渐转移到大型企业、高收入人群,加征房产税等财产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资本利得税。

除了征收环节,在税收使用环节上也需要实施改革,应降低对大型企业、国企的财政补贴,加大社会保障性方面的支出。

比如,在税收上,过去十几年里信息软件产业的腾飞,让一些创业中的互联网企业享受到高新技术企业减税、免税的优惠,但如今一年获得上千亿利润的巨型企业仍然享受所得税减免。再如,一些国企和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往往能够获得财政贴息、退税等税收优惠。

在财政转移性支出上,社会保障部分则占比偏低。2020年,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全国公共预算支出的13%,远低于日本、欧洲国家,同年日本社会保障费占财政支出的35%。只有加大社会性保障支出,才能缩小贫富差距,进而提高普通家庭的消费力。

综合起来,税收制度改革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具体方向是:在征税结构上,从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过度,主要征税对象为财产所得者、资产所有者、大型企业及高收入群体,降低对普通家庭的税收负担;在税收使用上,减少对大型企业和国企的财政补贴,加大对普通家庭的保障性支出,加大对中等收入群体的个税返还,如生育、教育、租房、养老类抵扣。

下面以直接税中的房产税为例。先看美国的情况,1860年《宅地法》的出台推动了美国土地私有化,地方政府失去了获取土地财政的条件,渐渐由房地产转让环节过渡到向保有环节征税。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完善,美国各州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房产税制度,不动产税收代替曾经疯狂的土地收入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美国房产税多属地方税种,由联邦政府制定上限、涨幅限制,州政府则“以需定收”,制定税率后,征收、分配交由地方。目前,美国50个州均征收房产税,房产税一般占据地方财政收入的50%-80%。其用途也返还民生,被公开在政府网站上。房产税的大部分被用于当地建设,主要是义务教育,以及维护学区治安、公共环境。公立教育和学区优势会让当地房产有极大增值空间,房价也稳步提升,形成正循环。州政府对房产税率的拟定是根据当年的经济发展、财政支出拟定,假若房产贬值了,则会退还部分税费。

房产税正是对有产之人征税,分配上也应转移给地方民生建设。针对房产税的精准化改革,有利于最大化收入分配效应。目前,中国的房产税立法备受关注,很多人希望通过房产税的征收,来替代土地财政。从完善税制的角度来说,房产税比土地财政更加科学,从间接税转移到直接税,从转让环节征税过渡到向保有环节征税,从对广大购房家庭征税转移到向多产者征税。

当然,我们对房产税应有一个理性的认识。房产税征收非常复杂,牵扯的利益深远,关系到地方财政、房地产风险、家庭财富重组等问题;同时,房产税的征收法理性还需要探讨。

国有资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大的“特色”是存在大规模的国有资产。2021年上榜财富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共有143家(包括中国台湾地区企业),其中国企数量合计为95家,占全部上榜中国企业的67%。上榜中国企业总营收为93668.8亿美元,其中国企总营收达到67956.1亿美元,占到72.5%。

过去20年,中央利用国有资产——国有土地优势,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如今,政府也需要充分发挥这一优势,提供大规模的保障性社会福利。国有资产社会福利化的两大直接措施是:一、提升国企利润上交比例,用于建设保障性社会福利,如划拨国企股权充实国家社保基金;二、地方政府利用城市国有土地大力建设保障性住房。

国企是国有资产的重要载体,是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其实,国企肩负着替民纳税的使命,即上缴税收和利润。不过,在较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国企的“利税关系”都没有得到理顺。90年代国企业亏损严重,国企对国家只交税,谈不上利润分配。

到2007年,财政部、国资委出台《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后,国企开始向国家“分红”。但国企的“分红”在近十年间力度偏弱,主要原因是:

一是国企上缴给国家的利润比例较低。以作为资源类企业的中国石油化工、中国石油天然气为例,两家企业税后利润上交比例已属最高水准,达到10%;而鞍钢、武钢等一般竞争性企业税后利润上缴比例则为5%;科研院所、航天企业等则暂缓三年上缴。

二是国企上缴的利润虽然进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却很少进入一般公共预算,最终仍然“回流”到了国企之内。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数据,2008年和2009年国企上缴的利润100%回流国企内部,2010年国企红利资本性支出和费用性支出的比例达到95%左右,到了2012年依然以90%左右的水平将上缴的利润“返还”国企。

而一般公共预算中,被用于社会保障的额度更少。以2012年为例,全国国有资本经营支出中,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支出为17.2亿元,所占比例约为1.2%。

最近几年,国企的税后利润上缴比例已大幅提高,其税后利润的收取比例也进一步分为了五类,其中最高执行标准的烟草企业,收取比例达到25%。而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这些资源型企业,收取比例则为20%。

尽管有所提升,我国国企利润上交比例相较别国仍算不上高。以意大利为例,意大利国企利润,除去15%作研发基金和20%留存企业做储备金外,其余65%的利润需上缴给意大利政府;此外,瑞典2005年的数据则显示,当年瑞典国企共获取利润633亿克朗。瑞典财政部获得国企红利270亿瑞典克朗,这相当于瑞典国企上缴给国家约43%的利润。

在新的利润收取制度下,2021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数达到1751.91亿元,支出预算数则为1181.05亿元,其中,预计用于补充社保基金的支出却仅有0.2亿元。

当然,除国有资本经营支出所提供的现金补充外,目前社保基金方面更大的资金补充来自于股权划拨带来的收益。2017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的通知,通知规定,将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金融机构纳入划转范围。并确定划转比例为企业国有股权的10%。

到今年2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发布会上表示,截至2020年底中央企业已划转国有资本1.21万亿元。8月18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的报告亦显示,2020年社保基金投资收益额达到3786.6亿元。

但是,随着老龄化加剧,社保基金缺口压力越来越大。自2013年开始,由于社保基金每年征缴的保费收入不足以覆盖当年支出,需要依靠政府财政补贴来补足缺口。此后,财政补贴的数额逐年增加,从2013年的7372亿元一路扩大到了2019年的1.94万亿元。如今,划拨国企股份作为社保资金,是解决社保基金亏空最直接的方式。

除了社会保障,另外一大民生问题就是住房问题。数据显示,全国平均来看,2020年我国商品房房价收入比达到9.2。其中,深圳房价收入比为全国之最,达到惊人的48.1,三亚、厦门紧随其后,也超过了30。而对照国际惯例,房价收入比在3倍到6倍之间,才是合理的区间。

除较高的房价收入比之外,深圳的住房自有率亦较低。数据显示,当前深圳共有各类住房1129万套。其中,商品住房约189万套、占比17%;保障性住房约55万套、仅占比5%;私人自建房约577万套、占比51%;宿舍约192万套、占比17%, 其他住房(含单位自建房、村集体统建楼、军产房等)约116万套、占比10%。常住人口住房自有率仅约23%。可见,房价居高不下,保障性住房不足,超过7成的“深圳人”需要租房,而房租支出占据了深圳人收入的相当比例。

深圳如此高的住房收入比,较低的住房自有率,与土地的限制供应有关。证券时报·数据宝统计显示,过去十年,深圳住宅用地成交面积为431.5万平米,位居103个城市中倒数第四,不到北京十分之一,上海5.8%。从2012年到2017年,深圳新增700多万平方米商住工业土地供应中,居住用地也只有8%。

我们知道,自由市场是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方式,公共资源缺乏价格机制,存在效率损失。但是,如果自由市场受到各种外力干预,价格被扭曲,配置效率低下,那么还不如想办法用好公共资源(经验主义)。解决住房问题,尤其是提供保障房方面,我们本应该是有公共资源优势的。中国城市土地是国有土地,各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利用国有土地的优势大规模建设保障性住房。

新加坡就是使用国有土地解决住房问题的典范。新加坡同样是土地国有制,其政府利用其强制征地权,发展福利房模式,为公众建设、提供组屋,即廉租房和廉价房,超过80%的家庭居住在政府提供的福利房里。只有 20%的家庭住房交给市场,通过购买或租赁私人住宅来实现。

政府提供的廉价房租金低,租金普遍低于家庭收入的10%;而廉价房对于普通新加坡家庭来说,也不会构成过高的负担。以2017年的数据来看,两房的廉价房新房,面积46平的,总价格在11万新元,相当于50万人民币。对应的月收入是3500新元,普通家庭3-4年便可以买得起新组屋。

过去20年,中国基建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其关键点之一就在于政府利用了土地国有的优势。如今,在保障房建设上,各地政府也可以大力发挥这一优势。

政府利用国有资产解决了社会保障和住房两大民生问题,可以大大缩小贫富差距,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同时,居民消费水平将能得到充分的释放,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货币制度

货币,是影响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在古典主义时代,除了理查德·坎蒂隆,斯密、密尔等经济学家没有意识到货币的重要性。他们坚持货币面纱论,认为货币不会对实际经济产出、财富增减产生影响。直到1898年,克努特·维克塞尔对这一理论提出挑战,经济学家才意识到坎蒂隆是对的——货币的多寡及投放方式,影响着每一个家庭的财富。

坎蒂隆在其《商业性质概论》中提出货币流通的非均衡性:货币增量并不会同一时间反应在所有的价格上,货币量增加会导致不同商品和要素价格涨幅程度不一致。货币增加对经济的影响,取决于货币注入的方式、渠道以及谁是新增货币的持有者。这就是“坎蒂隆效应”。坎蒂隆敏锐地意识到,最先拿到货币的人推高了价格,对不持有货币的人构成财富掠夺。

维克塞尔之后,凯恩斯、哈耶克、弗里德曼、欧根等不少经济学家开始研究货币,关注货币供应数量以及利率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指出,通胀会引起财富重新分配,而使一些阶级得益,另一些阶级受损。

所以,概括起来,货币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加剧贫富差距:一是货币超发;二是货币注入方式。

货币超发带来通货膨胀,具体表现为商品价格上涨,或者资产价格上涨。通胀之下的商品价格,货币实际购买力下降,这意味着以工资为主要收入的普通家庭的真实收入下降。由于中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更强,通胀对普通家庭的财富掠夺要强于高收入家庭。

如果货币超发引发资产价格上涨,如股票、房地产价格上涨,那么贫富差距会更大。因为高收入家庭的主要资产配置在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上。资产价格上涨,高收入家庭的财富也水涨船高。反过来,房地产价格上涨,中低收入家庭尤其是城市中产家庭,购房难度和房贷压力明显增加,导致普通家庭的储蓄下降、负债上升。如此,一增一减,贫富更为悬殊。

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性货币超发引发资产价格大幅度上涨,美股延续了十多年的货币泡沫式大牛市。有意思的是,美国银行家、金融家们因为金融危机而“因祸得福”,中产阶级则“躺枪”。在过去的这十年间,中产阶级财富收入在下降,低收入者的财富增长缓慢,而富人群体的财富却在增加。

斯坦福大学调研的数据显示,美国的中产阶级在2008年金融危机里损失惨重,大约损失了总财产的四分之一。瑞银和普华永道亿万富翁报告的数据显示,全球亿万富翁的财富已从2009年的3.4万亿美元增至2017年的8.9万亿美元;而美国家庭财富中位数却停滞不前。

再看货币注入方式对贫富分化的影响。目前,货币注入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的方式直接向市场注入基础货币;另一种是商业银行以信贷的方式注入,这种方式占据主导。商业银行吸收存款或获取基础货币,然后以资产抵押为信用基础向市场提供信贷:“资产抵押-信贷发放-生产流通”。这两种货币注入方式是否有问题?

我们先看央行的货币注入方式是否有问题?其实,央行的货币配置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央行不是私人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基础货币供应是由人为控制,不是由价格来调节。央行并不清楚市场需要多少货币、谁需要货币以及市场利率是多少。央行供应货币服务于宏观经济目的,容易导致货币超发,引发通货膨胀。这种货币注入方式最大的问题是人为控制和欠缺价格机制。美联储将大量的货币投入债券市场,推高了金融资产价格,高收入家庭财富膨胀,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化。

而商业银行对央行的货币超发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在美国,利率和汇率都是自由市场,私人商业银行会根据风险和利润控制信贷投放,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

但是,商业银行的市场调节机制是否有问题?商业银行“资产抵押-信贷货币-生产流通”的信贷注入方式对有产者和富人有利?

根据科斯定律,商业银行的“资产抵押-信贷货币-生产流通”的信贷注入方式是没有问题的。科斯定律说的是,在交易费用为零或很小的情况下,不管初始的权利配置如何,市场交易最终会使得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即便最开始,银行只给有产者提供信贷,但价格是一组发现程序,资金永不眠,最终会流向用的最好的人手上。

不过,科斯定律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交易费用为零或很低。而一些限制性政策,如非市场利率、银行歧视性信贷、劳动力限制性流通,导致市场交易费用居高不下。在交易费用高的市场中,货币流通是非均衡性的,货币可能长时间停留在某些市场与某个阶层,如房地产和金融市场。如果交易费用过高,龙王降雨,靠近龙王的人获利,远离龙王的人被大水淹没;先获得货币的人推高资产价格,后获得货币的人为资产泡沫买单。

比如,中国商业银行信贷的第一大投放对象便是房地产部门。过去十年,中国的广义货币增加了100多万亿,其中不少以信贷投放的方式流向房地产。最重要的是,大量信贷反复进入房地产市场,以房产为主要收入的家庭,其财富大规模增加,从而加剧了财富分化。

根据央行课题组在《中国金融》杂志发布《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户均资产高达317.9万元。总资产最高20%家庭的资产总和占比达63%,最低20%家庭仅占2.6%。

当然,最近一年来,监管部门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严控信贷过度流入地产。

又如,全球各国的劳动力限制性制度,导致全球化交易费用很高。资本在全球自由流通,劳动力不能全球流动,这导致资本与劳动力的收入持续分化,进而扩大了贫富差距。在现有的全球货币及银行体系下,资方可以获得大量廉价货币,在全球攻城略地,寻求投资洼地。但是,劳动力无法自由流通,只能被动地获取货币,财富增长缓慢。

最近40年,以资产为主要收入的家庭,财富大规模上涨;以工资为主要收入的家庭,财富上涨缓慢,真实财富还可能下降。数据显示,从1980年到2011年,全球劳动所得的占比从64%下降到59%。在中国,资产性收入占比从2009年的2.5%提高到了2020年的8.7%;劳动性收入占比从2009年的72.1%下降至2020年的55.7%。

所以,货币问题,是货币及银行制度问题,是当今世界经济的核心难题。在当前制度下,控制货币超发,打破流通障碍,降低交易费用,让商业银行、利率市场和汇率市场去调节货币资源,可以缩小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财富悬殊,抑制贫富差距扩大化。

最后,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确实是有效需求不足所致。只是凯恩斯搞错了原因——不是因家庭收入增加消费占比减少,而是普通家庭的真实收入根本没增加,社会贫富差距到临界点。重要的是,将贫富差距锁定在自由竞争与机会公平之内,经济与家庭财富才能持续增长。(来源:智本社 作者:清和社长)



                        

金融内卷不断加剧 “进大厂不如进工厂”或成年轻人新选择                 
【研究员】:wh
2019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为7.7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7.8%;2020年,金融业增加值为8.4万亿元,同比增长7%,占GDP的比重达到8.3%。经济、财经类毕业生占全国毕业生的比重达到了12.4%,普通专科财经类毕业生占本阶段毕业生的比例更达到20%以上,大幅超过金融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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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每年中国的财经类大学毕业生超过100万,而银行、证券、基金业的就业增量或不到15万。如果100万人都以进入这些机构为目标,已经出现的内卷态势,可能还会加剧。

在经济脱虚向实,政策指向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硬科技、新能源等方向,而房地产、互联网等行业在存量博弈中利润趋降的大势下,“进大厂,不如进工厂”或将成为年轻人新的选择。

2021年,中国高校毕业生的规模达到了909万人,创下历史新高,且2020、2021两年累计新增75万。

与此同时,这一年的高考报名人数则连续第三年超过1000万。这意味着,4年后的高校毕业生规模还将持续上升,通往顶尖机构的机会之争,也将更加激烈。其中,尤其是909万人中占比超过10%的经济、财经类毕业生,如果有志于进入银行、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发展,那么,在近年这些机构岗位需求持续收缩的大背景之下,可能在求职中面临机会减少、门槛提高的内卷困局。

供需PK:金融圈的内卷还将加剧?

今年高考期间,一条关于某顶流基金的基金经理的朋友圈推文——“把我当年全省第一、数学满分的实力和运气用意念传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考个好成绩,欢迎报考清华大学”,引发一众基金经理们的接龙,纷纷亮明了自己的高考状元身份。

虽然后来推文主角澄清这并非本人发布,但各大基金经理学霸的身份却不假。

盘点金融圈两大王牌职业——券商分析师和基金经理的学历可以发现,他们大多为国内外知名院校学霸的“出厂配置”。

从基金经理的学历来看,96%为硕士及以上,本科仅占4%。北复清交、上海财大、人大、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中央财大和武大等国内外知名院校,均为基金经理和分析师主要的毕业院校。可见,名校文凭依然是金融圈重要的入场券。

不过,仅有名校文凭并不足够。有圈内人士表示:“十年前,本科毕业生还有机会进入银行总部、券商、基金公司;如今,本科学历基本直接就会被HR忽略,就连硕士学历也只看清北复交和常青藤名校等。”

而要在券商研究、投行、基金投研部门谋求一份心水职位,即便基本学历配置集齐了国内外名校本科、硕士背景,也并非易事。毕竟,这样的职位多伴有高起薪的加持。今年有传闻称,有证券公司应届生每月底薪将涨到3.8万元。

基金当然也不多让。2020年为公募基金大年,基金公司的管理费用也水涨船高,如易方达2020年的管理费用合计达到了56.5亿元,而其员工人数仅有910人,华夏、汇添富、天弘、兴证全球等基金公司的员工数也不足1000人,其管理费用均高于35亿元。其中,兴证全球的员工人数仅有295人,利润之丰厚可见一斑。

集中了状元级人马的基金经理,薪酬更一直为人所艳羡。2017年一份针对公募基金的薪酬调查显示,其平均年薪为169万元,年薪在千万元级别的也不在少数。

高薪厚职之下,金融圈为众多职场新人向往,其另一标签——“内卷”也因此越贴越牢。金融圈内卷的原因何在?剖析供需双方的容量,或可找到答案。

需求:金融圈的职位容量有多大?

我们且从大学毕业生求职的角度,选出金融圈三大最受青睐的子行业——银行、证券、基金,来看其目前的职位容量和可能的增量。

首先来看银行,这是资产体量最大的一类金融机构,也是一个重要的求职目标。

据中国人民银行各年度的《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国内银行从业人数在2010年共有308万人,以后每年以大概20万人的速度增加,到2015年共有379万人。随后,银行业从业人员的就业增量趋缓,2016年仅同比增长不到1万人,2017年报复性增长15万人,2018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19年,银行业从业人员总计396.61万人,同比增加3.33万人(表1)。

统计银行业2010年到2019年这10年的就业增量,大概为109.2万人。2018年后,银行从业人数首次出现下降,特别是中部、西部、东北地区近几年均呈下降趋势。这或与近年银行大刀阔斧开展数字化转型,大幅削减员工数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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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中、建四大行在2017年的员工总数达到了157.75万人,到2020年则为155.75万人,3年间减少了约2万人。目前,农业银行、工商银行的员工人数最多,均超过了43万人,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的员工数分别达到了35万人和31万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员工数也达到了17.8万人。

再来看看证券行业的情况。据中国证券业协会的从业人员基本信息公示数据,目前全国范围内共有129家证券公司,合计从业人员共有34.2万人,其中,一般证券业务有20万人,分析师仅有3469人,投资顾问6.5万人,证券经纪人有6.06万人,保荐代表有7183人(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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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证券从业人员2018年为34.43万人,较2017年下降6321人,出现近年来首次下降,2021年又继续下降到34.2万人。这背后,是一般证券业务人员、证券经纪人这两类基础性从业人员减少,而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顾问)、证券投资咨询业务(分析师)及保荐代表人等“含金量”高的岗位仍稳定增加,说明券商的“人海战术”告一段落,行业转型倒逼人员结构优化。

具体从证券公司看,国信证券和广发证券的员工人数最多,均达到1.15万人,国泰君安、中信建投和中信证券也超过1万人。

进一步看基金行业的情况,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从业人员信息公示数据,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共有137家,员工总人数为2.6万人,其中,基金经理有2477人,投资经理有1118人。截至2021年8月10日,公募基金的基金数量已经达到了8320只,资金管理达到23.03万亿元。其中,嘉实基金和易方达的员工人数最多,分别为912人和910人,华夏基金也达到879人,南方基金有737人,工银瑞信、广发基金、汇添富的员工人数也超过600人。

在私募基金行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存续私募基金管理人有24561家,包括私募股权、创业投资、私募证券投资等,从业人员约为15万人。截至2020年末,私募基金的管理规模也超过了16.96万亿元。

从资产规模及净利润来看,银行业均为最高,而从人均净利润来看,公募基金最高。据Wind统计的87家公募基金公司的财务数据,其净利润达到457.9亿元,人均净利润达到176万元,这也或可解释这一行业薪酬高的原因(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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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推算,目前包括银行、证券、基金业在内的从业人员,大概为450万人。而有机构计算的国内9大类金融机构员工总数显示,2013年末我国金融业人口总数约762.7万人,约占全国就业人口的1%。

进一步根据《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数据测算,银行业2010年到2019年一共新增88.61万人。根据《中国证券业发展报告》数据测算,证券业2010年从业人员为20.99万人,到2021年新增员工13.2万人。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该协会2012年成立时,国内基金从业人员注册规模为1.3万余人,以此计算,到2021年公募、私募新增16.3万人(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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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2010年到2019年间,这三个行业新增了约118万人,平均到每年,大概13万的就业增量,而且,这还未考虑银行、证券业近年人数不增反减的情况。即使考虑退休带来额外10%的岗位需求,或也不超过15万。

从数据看,银行在三大行业的员工人数中占了大头,提供了超过75%的新增岗位,证券、基金业本身容量偏小,因此,对于很多立志进入其中的毕业生来说,竞争更为激烈。

供给:每年超过100万财经类毕业生的竞赛

而从供给一侧来看,经济相关专业的毕业生数量有多少呢?

教育部最新的统计数据同样截至2019年,分学科来看,本科阶段共有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共12个大类专业。

其中,2010年至2019年的十年间,经济学毕业生约占总体毕业生人数的6%,2015年达到了6.12%,之后有所降温,2019年为5.96%。从人数看,2014年之后每年超过20万人,十年间总计有205.8万经济学本科毕业生(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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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包括博士和硕士的研究生阶段,经济学毕业生约占总毕业生数的5%,2010到2019年的十年间,总共有25万经济学研究生,2019年后,每年约有3万人(表4)。这意味着,即使经济学本科毕业生全部升学读研究生,每年依然有20万人进入就业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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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供需双方的数据可以看出,2010到2019年,银行、证券、基金行业一共新增118万个岗位,但在教育端,则有超过200万经济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如果他们都希望涌入这三个行业,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

这还不算专科学历的毕业生数量,事实上,2019年,仅专科学校“财经商贸大类”的毕业生数量就达到了75.5万人,是各专业大类中人数最多的学科,毕业生占比达到了20.7%。这一比例相比本科、研究生阶段的经济学专业毕业生比例,高出约15个百分点。

而且,2019年,这一专业的招生人数更达到86.4万人,创了近十年的新高。也就是说,三年之后,“财经商贸大类”毕业生的数量还会攀升。

毕业生占比在10%以上的还有医药卫生、装备制造、教育与体育、电子信息四个大类学科(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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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盘点可见,财经商贸近十年均是专科阶段最为热门的学科,每年毕业生占比均在21%左右,特别是2018年,毕业生数量达到了81万人,2011至2019年的9年间,总计有超过640万的财经类专科毕业生,数量非常庞大(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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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2019年专科、本科、研究生的经济学、财经大类毕业生加总,共计超过了100万人,在当年822.5万大学毕业生中的占比达到了12.4%。

2019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为7.7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7.8%;2020年,金融业增加值为8.4万亿元,同比增长7%,占GDP的比重达到8.3%。经济、财经类毕业生占全国毕业生的比重达到了12.4%,普通专科财经类毕业生占本阶段毕业生的比例更达到20%以上,大幅超过金融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

当然,这些毕业生不可能都流向金融机构,进入企业从事财会、市场销售等相关工作的为数不少,尤其是每年七、八十万的财经类专科毕业生。

不过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在招聘中,也并不是只招收经济、财会类毕业生。比如,在券商、基金的投资、研究岗位中,针对医药生物、电子、通信等行业的投研人员,更倾向于招聘与这些专业匹配度较高的毕业生。此外,近年头部金融机构在金融科技的发展中,更是展开了对计算机、人工智能、数理基础学科、统计等专业人才的争夺。大量综合、风险控制岗位也需要人力、法律等专业毕业生的加入。

从新财富历年的统计来看,资本圈核心职群所学的专业TOP10,除经济学、金融学外,还包括理学、管理学、工学、法学、计算机等(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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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需不平衡之下,金融机构的招聘要求也不断提高。在“投资研究、卖方研究、机构销售、财富管理、金融科技”等岗位上,除“国内外顶尖院校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标配外,还有CFA、CPA、FRM等资格证书,“英语+”优先,有相关科研项目经历优先等附加要求。

从教育部公布的招生情况来看,经济、财经类专业较高的招生规模依然在持续,而需求端金融机构的就业岗位并未呈扩张之势,可以预见,金融圈的内卷还将进一步加剧。

金融、IT依然是高薪职业,但科技正在崛起

薪酬待遇和发展前景,左右许多人的职业选择。金融机构的门槛高企,无疑与此有关。过去十年,高薪与高成长吸引百万学子涌入,让经济、财经成为最为热门的报考学科。近年,在互联网造富的神话下,金融的高薪标签有所暗淡,但平均薪酬依然高于大多数行业。

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来考察,虽然2020年超过60%的行业人均薪酬有所下降,但包括证券、基金、保险、信托等非银行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员工人均薪酬依旧最高,达到了46万元,同比增长8%。银行业排名第二,2020年的平均薪酬为34.6万元,但同比下降了9.2%(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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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员工平均薪酬下降,或许是因为近年来其盈利能力呈下降趋势。据中国银保监会数据,虽然银行总体税后利润从2015年的19738.1亿元提升到2020年的22625.5亿元,年复合增长率2.77%;但资产利润率从2015年的1.1%降到了2020年的0.7%,资本利润率也从14.3%下降到8.8%,整体盈利能力下降。

同时,受疫情影响,休闲服务业员工的平均薪酬也下降19%,而家电行业的平均薪酬涨幅较高,达到了16.9%。另外,房地产、传媒、建筑装饰、计算机等行业的平均薪酬也都高于20万元。

目前,在A股4000多家上市公司中,有74家公司的员工平均薪酬高于50万元,其中近一半是中金公司、华泰证券、中信证券这样的金融机构。中金公司2020年的人均薪酬达到114.98万元,同比增长29%,华泰证券和中信证券也分别达到92.71万元和81.16万元。

此外,化学制品行业的安迪苏2020年人均薪酬为65.6万元,半导体公司汇顶科技和芯原股份,人均薪酬分别为51.4万元60.8万元。

随着半导体、新材料等一批科技概念公司的崛起,其员工数量和人均薪酬或将进一步提升。

除员工薪酬外,非银金融、银行业的高管薪酬也远高于其他行业,如非银金融公司总经理的平均薪酬高达265.9万元,财务总监和董秘的平均薪酬均高于160万元,管理层年度薪酬总额的行业平均值也达到2578万元。其中,中金公司总经理的薪酬达到1598.2万元,财务总监和董秘分别为593.85万元和797.3万元。

银行业包括总经理、财务总监、董秘在内的高管的平均年薪也在120万元以上。其中,平安银行的总经理和董秘的年薪分别达到787.17万元和576.69万元。

同时,房地产、医药生物、钢铁、建筑材料、农林牧渔、电子行业高管的薪酬也位于各行业前列。万科、金龙鱼、迈瑞医疗等公司高管的年薪也均在350万元以上。

此外,互联网公司的薪酬也不断提升,吸引大批人才涌入。2020年腾讯员工的平均薪酬高达81.1万元,相较2019年的84.5万元略有下降。据华为2020年年报数据,其共有19.7万名员工,共支付了1391亿元的工资、薪金和其他福利,相当于人均年薪70.6万元。腾讯、华为的人均薪酬是A股金融行业的2倍,更远高于其他行业。

据艾媒咨询数据,2020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薪酬排名TOP10专业中,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交通运输、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位于前四,均高于1万元,电子信息工程、工商管理、药学、市场营销、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等专业也位于前列(图4)。由此不难理解,计算机、人工智能、软件工程、自动化等专业的报考热度与录取分数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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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变迁:谁在崛起,谁在转型?

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岗位竞争,人与机器的竞争也见端倪。在产业转型升级之下,随着产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各行各业的用工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近5年,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不断削减人力,进行智能化改造,以应对人口红利消失之困。盘点A股4300多家上市公司2019、2020年员工人数变化可发现,有1797家公司2020年员工数同比下降,占比41%,金融机构也不例外。

一、机器换人,金融业裁员进行时。

在A股40家银行业上市公司中,有6家2020年的员工人数相较2019年出现下降,其中包括四大行中的三大(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兴业银行、青农商行和渝农商行;员工人数增加不到100人的有8家;仅有10家银行的员工增量大于1000人,其中,宁波银行的员工数增加最多,达到6954人,招商银行次之,达到了6184人。

而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2020年的员工人数相较2019年减少最多,分别减少了5319人和5011人。农业银行2020年的员工数达到45.9万人,在A股上市银行中为数最多,但已经连续5年下降,相较2015年顶峰时的49.9万人,已经削减4万人。

其中,农业银行的员工人数减少,主要是削减了柜面人员。据年报数据,2015年,农业银行的柜面人员占比达到了29.8%,在岗员工数量达到了约15万人,随后逐年减少;到2020年,柜面人员占比下降到18.1%,降了近12个百分点,在岗员工数量为8.3万人,减少了6.7万人。而营销人员有所增加,2015年至2020年间增加2.6万人至13.7万人,占比从22.1%增加到29.8%(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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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农业银行员工的学历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2015年,专科及职业技术学校、专科以下两个学历段的员工人数占比达到了52.8%,到2020年,这两个学历段的员工数占比为40.2%,下降了12.6%,而本科和硕士阶段的员工数相应增加,2020年达到60%。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工商银行。其近十年的员工人数最高值是在2014年,达到45.9万人,随后除2019年小幅增加外,均在下滑,2020年的员工数相较2014年已经减少了近2万人。

工商银行年报中提到,目前正在深化金融科技组织布局,加大科技投入力度,2020年金融科技投入238.19亿元,金融科技人员为3.54万人,占全行员工的8.1%。

在发展金融科技的战略下,银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及裁员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包括花旗、汇丰等银行都宣布了裁员计划。彭博汇总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银行宣布裁员超过6万人,2019年则达到了近8万。在中国,银行业目前主要削减的也是机器替代性较高的柜面人员。

除银行外,非银行金融业的情况如何呢?A股88家相关上市公司2020年员工总计减少了近2万人,其中38家公司的员工人数较2019年下降,占比43%,裁员情况较银行业更甚。

在保险行业,控股天安财险的ST西水员工减少最多,2020年仅剩37人,少了17239人,面临退市风险。金融行业高风险的特征,也一定程度决定了其中职位高压、高风险与不稳定兼具。

此外,中国平安也减少了1万员工。据年报数据,其保险类业务从业人员减少了约1.9万人,而银行类、资产管理类和科技类业务从业人员均有小幅上升。

证券行业的申万宏源、东北证券、国盛金控等公司员工人数也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其余员工增加的非银金融上市公司,增加幅度也非常小,大多在几十和几百之间,其中,中信证券的员工人数增加最多,多了3104人。

二、专科毕业生流向金融业的比例大幅下降。

在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大幅削减柜面人员、调整员工学历结构的背景之下,每年七、八十万的财经类专科毕业生受到影响最大。

在财经类大专院校中,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北京财贸职业学院、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商丘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江西财经职业学院被公认较为出色,我们且看这些院校的毕业生流向了哪里。

据浙江金融职业学院“2020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其当年毕业生共有3281人,总体就业率为97.68%,其中94%留在浙江,约1/3流向了金融(银行/基金/证券/期货/理财)机构,15.8%从事财务/审计/税务/统计相关职业,11.7%从事销售,另分别有7.44%从事行政/后勤和互联网开发及应用。

其中,工商管理学院和金融管理学院的毕业生主要从事银行柜员、文员、会计相关工作,国际商学院主要从事电子商务专员、客服专员、销售代表等工作,投资保险学院也主要在银行柜员岗位(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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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毕业生就业的行业变化趋势来看,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毕业生就业于“金融业”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在2017年,有40.2%的毕业生流向金融业,2019年下降了到30.4%,下降了10%,这或许就是银行业大幅缩减柜面人员的最直接结果(表10)。

同时,毕业生流向教育、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开发及租赁业的比例均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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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职业学院的“就业质量报告”也显示,该校2019届毕业生有5364人,女生占66.7%,总体就业率为82.79%,就业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和制造业,三者之和达到70.52%,金融业仅有3.74%。

由此可见,即便是较为出色的财经类大专院校的毕业生,求职进入金融业的比例也呈大幅下降趋势,转而进入教育、租赁和商务服务、制造等行业。

三、互联网接力金融,成为最受毕业生欢迎的行业。

当然,过去几年扩招最为明显的当属一路高歌猛进的互联网行业。

不断涌现的造富神话,让其成为当代年轻人的“金饭碗”,晒大厂offer也成为小红书的主流内容之一。

过去几年,各家互联网大厂员工规模快速膨胀。腾讯控股2020年的员工达到8.59万人,相较2017年增长近一倍。快手成立于2014年,2020年披露的员工数达到2.15万人,相较2019年增长31.2%。阿里巴巴年报披露,截至2019年、2020年和2021年3月31日,全球员工数分别为10.2人、11.76万人和25.15万人,近两年翻了一倍还多。

短短几年间,互联网已接力金融,成为“清北复交”以及海外名校毕业生青睐的就业方向,特别是华为、阿里、腾讯、字节等引力节节攀升。

据“清华大学2020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华为、腾讯、阿里是其毕业生就业排名前三的雇主单位(图5)。此外,字节跳动、网易、美团、微软签约就业人数也在20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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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情况也类似,据其“2019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华为、腾讯、北大、河北省委组织部一起成为录用其毕业生人数排名前四的单位。

头部院校毕业生的争夺,推升了互联网大厂的招聘要求,新的内卷正在上演。比如,清华大学能进入阿里的,主要是硕士和博士阶段的毕业生,至少2020年与阿里签订就业协议的61位毕业生,均为硕士和博士学历,本科生则与阿里无缘;而与华为、腾讯签订就业协议的清华毕业生,本科生的占比均不足6%。

如今,经历20多年成长,腾讯、阿里等互联网厂商已经各自拥有了万亿市值江山,但在用户增长见顶、数据安全和反垄断等政策规范之下,其发展也正在迎来拐点,未来,大厂offer的高含金量还能够维持多久,下一个“金饭碗”又指向何方呢?

未来的职业方向:进大厂不如进工厂?

可以看到,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局,政策和产业层面均在发生一些深刻变化,这将深刻影响年轻人的职业选择和职业规划。而发生变化的不止中国,尤其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影响无远弗届。那么,放眼全世界,各国年轻人最热衷于学习什么专业呢?

《青春时光》杂志(Youth Time magazine)对各国最受欢迎的大学专业做了一项全球调查,或可给我们一些启发。

在全世界范围内,并不是只有中国人最热衷于学习经管专业。在中国,受访者选择经济学和商务管理的比例分别达到19.39%和19.06%,占据了热门专业的近四成江山;在美国,最热门的专业也是商务管理,因为起薪高,毕业生平均起薪能达到4.1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6万元),此外,医疗服务的高需求也提升了健康、心理学和生物学等探索人体奥秘的专业热度(表11)。

商务和行政管理是英国最热门的专业,医药和生物科学类紧随其后,社会学也颇受年轻人的青睐。

而在德国,男女分化较为明显,除工商管理、医药均受男女欢迎外,最受男生欢迎的是机械工程、工业工程、电气工程等工程类专业,德语研究、法学、教育学最受女生欢迎。这背后是,获得工程学学位的毕业生月收入相对较高,且就业范围广,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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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大学生的选择,或可给予我们更多启示。

过去十年,房地产、金融、互联网在大繁荣下,成为最受毕业生欢迎的行业。然而如今,房地产已经定调“房住不炒”,互联网巨头也迎来了规范发展的强监管。在双循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之下,科技、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性提升,实体经济作为经济基石的作用突出。在这一背景下,学习德国、提高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占比、保障工业体系的完整为不少学者关注,已有经济学家提出“进大厂不如去工厂”,年轻人在就业方向上,相较于迷恋大厂,进工厂会是未来较好的选择。然而,我们准备好了吗?

电子、医药生物、制造等行业扩招,高技能人才紧缺。近3年,在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行业纷纷开启裁员的同时,在A股上市公司中,农林牧渔、房地产、电气设备、公用事业、综合、计算机、医药生物、电子、轻工制造等行业上市公司的员工人数增速超前,均超过15%。

农林牧渔的正邦科技、牧原股份2020年的员工人数相较2019年均翻了一番。

电气设备行业的员工人数涨幅也位于前列,行业内的锦浪科技、新强联等增幅均在一倍以上。

近年来,半导体、电子元器件、光学光电子等电子细分行业迎来快速增长,截至2021年8月5日,A股半导体上市公司超过70家,北京君正、冠捷科技等企业员工增速也较为明显。

医药生物企业的扩招也较为明显,据新财富统计,2019年至今上市的相关A股公司已经达到了近百家,君实生物、康希诺等生物制药公司均在大幅扩招,2020年员工同比增幅均在70%以上。

不仅新冠疫情刺激了医药生物企业的发展,在居民收入不断增长、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医药生物行业发展的态势将长期向好,这也或将进一步刺激这一行业的用工需求和薪酬待遇增长。

未来,在热门的专业端,中国也或将像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一样,与健康、心理学和生物学等探索人体奥秘相关的医药生物专业也能成为热门专业。

此外,据人社部数据,为了更好服务于用人单位招聘用工和劳动者应聘求职,同时为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提供数据参考,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组织102个定点监测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收集汇总并制作发布了“2021年第二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

在这100个职业中,39个属于第六大类——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38个属于第四大类——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17个属于第二大类——专业技术人员。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最紧缺职业排行报告还披露,“最缺工”职业的供求关系仍然紧张,其中,高技能人才短缺现象较为明显。在新进排行的30个职业中,近半数与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相关,所需职业专业化程度要求较高,如“仪器仪表制造工”进入排行前十,“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工具钳工”“多晶硅制取工”“通信工程技术人员”“自动控制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新进排行,“机修钳工”“冲压工”“金属热处理工”等职业呈现短缺程度加大的趋势。

在最为紧缺的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方面,德国的经验同样可以借鉴。德国的职业教育世界闻名,其最具特色的培养模式是双元制职业教育,即学生在企业接受实践技能培训和在学校接受理论培养相结合。这一模式下,学生大部分时间在企业进行实践操作技能培训,培训结束后即可投入工作;企业的广泛参与,也使大多数拥有培训基地的企业,可以提前培养技术熟练的工人。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社会对技工的尊重也在世界首屈一指,蓝领、白领与公务员之间的社会地位没有高低之分,技术工人薪水稳定优厚,高于全国平均薪酬水平,不少行业甚至远高于普通公务员。

在此背景下,职业教育在德国非常受欢迎,有超过一半的中学生会选择职业教育。“德国制造”和“德国经济”的金字招牌,离不开源源不断输送制造业人才的职业教育体系,以及千千万万崇尚“工匠精神”的技工人才。

未来,伴随中国芯片、新能源、智能汽车等先进制造产业的升级,高技能人才需求和重要性也将提升,或许不仅是接受职业教育的群体,对于更高学历的人群,进工厂也会成为不错的选择。(来源:新财富(ID:newfortune) 作者:刘鲜花)



                                 
                                           人物广角
                 



“星河系”分崩离析 徐茂栋拍拍屁股留下资本市场一滩浑水                 
【研究员】:wh
钱满仓是2017年国内著名的上市系P2P平台,背后的实际控股人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2018年6月,钱满仓“暴雷”,留下2亿多的烂账后,人们才发现其背后股东正是徐茂栋的星河世界和天马股份等控股公司。调查还发现,钱满仓的账户里有7000多万早就转到了徐茂栋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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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2005年,中国网民数量首次过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互联网大国。同年,江南春的分众传媒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以1.72亿美元募资额创造了当时的IPO纪录,成为国内首个海外上市的广告传媒企业。

江湖多了一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资本大鳄

分众传媒算是给萌芽时期的中国资本市场打了个样,一夜暴富的江南春顿时成为无数创业者心目中的偶像。后来广大网民熟悉的豆瓣、赶集、58同城、PPTV、土豆以及奇虎360等都在这年陆续出现。

中国的资本市场也是这年开始壮大,多了几名新入局者:徐新创办了今日资本,离开携程的沈南鹏成立了红杉资本。

资本有抱团的,也有单干的。这时,人们开始听说一个新鲜名词:天使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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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军此时还没成立小米,却掏出100万美元投资了YY语音的创始人李学凌,算是大户。

还有位名叫蔡文胜的福建人以50万和180万分别投资了58同城和暴风影音,都在后来赚了个盆满钵满。

这年,智能手机还没普及,人们最大的娱乐是通过手机WAP的上网功能收发彩信,看看质量渣的不能再渣的手机图片。

此时,一家名为北京凯威点告网络已积累了近7000万WAP用户的数据库,每天能发送超过1200万次的短信给用户,占到全国WAP用户的九成。

尽管WAP的内容乏善可陈,对于大部分用户来说,聊胜于无,每天看看当个消遣也不错。有用户订阅,自然就有广告推送,经营WAP业务的凯威点告公司靠短信广告每年盈利颇丰。

2006年,看到凯威点告有如此强大的短信广告实力,不差钱的江南春找到幕后老板徐茂栋协商,以30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北京凯威点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收购完成后,徐茂栋摇身一变成了江南春手下的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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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干多久,习惯独行独往的徐茂栋因不适应寄人篱下的生活,主动辞职离去。分众传媒少了位高管,根本无所谓。可江湖从此多了一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资本大鳄。

徐茂栋默默等着机会

因为公司被收购,徐茂栋品尝到了资本市场的甜头,意识到将互联网模式和传统的项目投资融合在一起将是非常诱人的概念。

此时,中国的互联网大潮刚刚掀起,传统行业的投资者对互联网既好奇又陌生,急需一个既懂传统行业,又熟悉互联网的人来引路。

既有实操经验又不差钱的徐茂栋抓住机会,充当起“天使投资人”的角色。2007年,徐茂栋与缑斌涛、马力群创办了小能科技,这是一家专门做互联网投资和联合创业的咨询类公司。徐茂栋不管运营,只负责出钱,其他人负责出力。

小能先后参与了许多中国早期互联网创业项目的孵化和投资,徐茂栋也从中赚了不少钱。可这些钱在徐茂栋眼里都是“小钱”,通过试水小能,他盯上了人们都还不熟悉的互联网及电商运营市场。对精于营销的徐茂栋来说,赚钱从不是难事,无非是换个玩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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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赚钱的能力从,他还在体制内时就展现无遗。1968年,徐茂栋出生在山东日照。网上能查到的徐茂栋早期资料屈指可数,只知道他从小成绩不错。

1986年,18岁的徐茂栋考入武汉理工大学计算机应用与自动化系专业。武汉理工大学是后来的211大学,计算机专业也是最早开设的热门专业之一。

不过,徐茂栋对本专业的喜爱显然比不上对企业管理的兴趣,他读书时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选修的企业管理课程上。

课余时间,立志要当企业家的徐茂栋把所有国际企业家的传记读了个遍。这也很正常,此时学计算机的学生毕业后基本都是去既没油水也没啥地位的科研单位。

在改革开放的岁月里,人人都想做生意赚钱,“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是这一时期真实的写照。可惜,学了那么多企业管理课程的徐茂栋毕业后还是进了体制,在老家的港务局上班。

在这种国企单位,谁都清楚,只要不犯啥大错,混一辈子没问题。只不过徐茂栋心里很憋屈,觉得自己要这么混下去,迟早就废了。可真要辞职,徐茂栋又不敢,他只能默默等着机会。

1991年,日照市港务局成立了一个购物中心,要在内部搞管理层竞聘。体制内待惯的人根本不想去搞什么竞聘,这给了“蠢蠢欲动”的徐茂栋一次机会。

凭着重点大学的学历以及人高马大的外形,徐茂栋顺利通过内部选聘,加入了购物中心的管理层。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短短三年时间,从普通职工到管理者,徐茂栋凭着浓厚的兴趣将零售业学了个明明白白,也积累了不少人脉。

徐茂栋很认真,可同事们对工作一个个都提不起精神。不管有没有顾客,6点下班,5点半就纷纷停止手上的活,着急等下班回家,反正是公家单位,营业额多和少都与自己无关。开业数年,本想靠购物中心赚点福利的港务局每年还得贴钱进去。

1994年,看着购物中心半死不活的模样,心急如焚的港务局学着搞起承包责任制。徐茂栋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承包了购物中心,并改名为“齐鲁超市”。

购物中心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大锅饭”平均主义造成的,心知肚明的徐茂栋上任后大刀阔斧进行内部承包改革。他先是将职工业绩和工资直接挂钩,有效提升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接着,他又把超市营业时间调整为早9点到晚9点,再晚也不催促顾客。

因为齐鲁超市开在居民区,多是大爷大妈来购物。徐茂栋还特意将店内的鸡蛋、盐、小葱等以成本价售出,通过贪便宜的老人带来源源不断的人气。

这正是现代商业营销思维,通过高频低价的产品带来人流,与后来电商做单品爆款带流量其实是一个套路。

经过几年的发展,齐鲁超市营业额猛增,从一家店扩大到了近20家,连日照市赫赫有名的国有企业东都商厦都被其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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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升管理效率,徐茂栋还通过自己专业背景在企业内部成立了IT部门,利用计算机来核销超市的业务,业余还能帮港务局做点网络项目赚点钱。

齐鲁超市帮徐茂栋赚到了第一桶金,但是忙里忙外的他身心俱疲,感觉赚得全是辛苦钱。徐茂栋心里在琢磨,有没有啥不辛苦,还能赚大钱的“躺着赚”业务?

1998年,国人还在通过BP机收发语音和文字信息,大街小巷到处是“蛐蛐叫”。为了方便业务,徐茂栋买了台最新款“摩托罗拉”手机。因为做超市业务,他天天收到各种垃圾推销短信,基本看都不看就删除了。

在一个饭局上,他偶然和朋友吐槽垃圾短信太多的情况。对方无意中提了句,别看这些短信不起眼,可每条都要1、2毛钱呢。全国这么多手机用户,要是谁能控制发送的渠道,那可是不得了的数字。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徐茂栋眼前一亮:对啊,短信群发无非是个软件问题。全国已经有数千万的手机用户,以后只会越来越多。自己就是学计算机的,要是把这个项目搞起来,不就是自己一直想要的“躺着赚”项目么?

说干就干的徐茂栋一边忙着超市业务,一边在自己的IT部门孵化能开发群发短信的软件。自己给自己做项目,效率肯定不一样。2000年,徐茂栋手上已经掌握了几款十分成熟的短信推广软件。

经过仔细调研后,他退出了齐鲁超市的承包,揣着换来的现金到北京注册成立了北京凯威点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徐茂栋嗅出资本市场诱人的味道

徐茂栋的第二次创业再次体现出他的精明,已从重资产转到资本更为青睐的轻资产模式。此时的他显然还不太了解这些,只觉得这样赚钱更快更轻松。

这时,国内的BP机寻呼市场依然火热。徐茂栋以自己研发的群发短信技术与全国23个省电信公司、寻呼台合作,并将项目对象定位在企业客户。

2001年,手机开始在全国范围普及,短信成为人们信息交流的新方式,完成历史使命的BP机逐渐退出了市场。几年功夫,随着手机WAP技术的发展,彩信技术开始出现,枯燥的手机短信增添了许多图文并茂的内容。

与时俱进的凯威点告也通过丰富的WAP信息从企业客户逐步渗透到了普通用户市场。巨大的用户数量给凯威点告带来惊人财富,年营业额最高时突破了600万元。因此,上市后的分众传媒这才收购了徐茂栋的凯威点告,改组为分众无线业务部。

诡异的是,徐茂栋走时,分众传媒不仅没和他签署任何竞业禁止协议,反而任由他转身收购了与凯威点告同样业务形态的百分通联,居然还把旗下一家子公司(Yitong)转移给了百分通联。

这里面有没有猫腻现在已说不清楚,但可以肯定,徐茂栋此时已嗅出资本市场诱人的味道。

合伙创立小能科技,是徐茂栋互联网跨界资本市场的试水之作,他已悄悄做起互联网创业公司的幕后投资者。2009年,徐茂栋成立了星河互联,这是他从传统行业正式跨入互联网领域的第三次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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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看好中国传统产业进行互联网升级改造的机遇和前景,他以天使投资人的身份主动参与到各类互联网创业项目之中。这年,随着国外团购概念出现,对标美国高朋团购网站的美团成立,国内也掀起火热的团购风潮。

徐茂栋还没盯上团购,他的星河互联还在到处物色好的互联网项目。每发现一个好的互联网项目,他就会孵化成立一家创业公司。充当投资者和管家角色的星河互联则帮助新公司解决资金、技术以及经营战略等难题。

星河互联成立后,投资了包括小能科技、云纵、微网、艾格拉斯、金掌柜等数百家创业公司,覆盖了16个不同产业领域,声势浩大。

星河互联还以互联网+房地产模式创立了星河空间,采用服务众包形式提供给创业者,算是国内最早的“共享空间”的实践者。

不过,徐茂栋最热衷的还是海外上市。这一时期,中国互联网企业接连在纳斯达克上市,创始人敲钟时个个意气风发,让徐茂栋既不服气,又眼馋。

徐茂栋一边烧钱,一边赚钱

2010年,国内突然出现团购网站激烈火并的场景。因为有资本的助力,拼命烧钱补贴的团购也成为网民最热衷的消费模式。雨后春笋般冒出的5000多家团购公司从“百团大战”逐渐演变为“千团大战”,战火愈演愈烈。

这年,42岁的徐茂栋从北京回到济南,请了一大帮山东记者吃饭。他在席间得意地说:“全国互联网企业,就我们窝窝团是山东口音。”让在场的山东记者好一番感慨。人们这才知道徐茂栋收购了老乡王赟明的“窝窝团”。

王赟明是山东烟台人,在清华读MBA时听到高朋商业模式后的12小时,便拉着好友刘传军立即创立了窝窝团。因为没有资金,他们通过老乡联系到了徐茂栋。徐茂栋也正好想投资一家团购公司,彼此一拍即合。

合作一段时间后,徐茂栋觉得窝窝团发展太慢,准备亲自下场操刀。也不知道徐茂栋和王赟明谈了什么,反正收购完成后,王赟明直接拿钱走人,将窝窝团拱手让给了徐茂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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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窝窝团开启了疯狂的扩张模式,一边不停并购其他团购公司,一边从竞争对手公司挖人,风波一场接着一场。最厉害的一次,窝窝团从拉手网一次性挖走200多名员工,气得拉手网创始人吴波要找徐茂栋“单挑”。

窝窝团看似在一线城市攻城掠地,势不可挡,但是不管是融资还是战略上都远不如稳扎稳打的美团。也不奇怪,一个只是为了借势上市,一个是想老老实实做好项目。

徐茂栋此时一边烧钱,一边也在赚钱。2013年,他四年前投资的一家手游公司——艾格拉斯以30亿元的估值卖给了上市公司巨龙管业,得到了上百倍的回报。

可这些钱对徐茂栋来说还是瞧不上,他希望窝窝团能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赚大把大把的美元。

徐茂栋玩了一出更娴熟的“空手套白狼”把戏

2015年1月,“血海”里杀出的窝窝团终于在纳斯达克上市,但募集到的资金只有4000万美元。相比A轮的5000万美元融资,残酷现实给了满怀希望的徐茂栋一记“闷棍”。

这是窝窝团的巅峰时刻,也是最后的一道荣光。伴随美团等网站在社区电商服务领域站稳脚跟,团购大战背后的“热钱”逐渐褪去,窝窝团就此销声匿迹。

徐茂栋虽然拿到了一张资本市场的“入场券”,却懊恼地发现是“过期票”,自此对海外上市不再那么热衷。好在他已经摸清资本市场的门道,将目光转向国内的A股市场,展开新一轮“精彩”表演。

2016年,随着A股上市公司步森股份、天马股份先后易主,人们这才发现徐茂栋名下的星河世界居然掌控了数百家企业,组成了璀璨的“星河系”。

这年8月,徐茂栋先是通过旗下的星河赢用和拉萨星灼以10亿元收购了步森股份29%的股权,摇身成为其控股股东。10月,徐茂栋又通过喀什星河,以29.37亿收购了天马股份29.97%的股权,也成为其控股股东。

实际上,当时的徐茂栋并没有那么多现金玩收购,他是通过外部融资收购股权,再以股权质押偿还融资方式轻松得到了两家A股公司的股权。比如收购天马股份的29.37亿,其中13.87亿是以喀什星河做股权质押向恒天财富做的短期融资。

还有15.5亿,先是喀什星河向信托公司做了借款,支付给了天马股份大股东天马创业,紧接着天马创业又把这笔借款质押给了信托公司,作为喀什星河借款的担保。

资本市场中,这就是典型的先筹资购买上市公司股份,再质押融资,最后高价套现、金蝉脱壳的套路,并不稀奇。 只不过徐茂栋精巧地利用资本杠杆,玩了一出更为娴熟的“空手套白狼”把戏,这套股权质押的套路随即成为他纵橫资本市场屡试不爽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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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被徐茂栋吹嘘的商业前景所迷惑,牵涉其中的企业都不知不觉掉进了坑里,却浑然不觉。没办法,徐茂栋给人展现出的“星河系”太过光辉,所有人都觉得跟着他有钱赚。哪怕明知道前面是个巨坑,也肯闭着眼往下跳。

2016年,徐茂栋以71亿元入选福布斯富豪榜,各类耀眼的头衔和称号不计其数。上市公司被徐茂栋花里胡哨的概念和绚丽的光环所迷惑,还是晕乎乎的状态。

正因如此,原本是传统服饰行业的步森被徐茂栋转型为金融科技公司,原本是轴承制造行业的天马股份居然转型为云计算大数据公司。这又是徐茂栋玩的一出资本概念游戏,想趁着互联网金融和大数据概念火热的时候大捞一把。既然“炮灰”都准备好了,剩下的就是及时“收割”了。

专割上市公司“韭菜”的徐茂栋没放弃割普通人“韭菜”

2017年初,方正证券与天马股份的控股股东——喀什星河签订了一笔期限两年的质押式回购业务,标的2亿。

9月,天马股份以存货向金丰典当担保借贷5000万,立马被转入徐茂栋旗下的食乐淘账户内;紧接着,天马股份又向小贷公司借款7000万元,钱再次进入到徐茂栋控制的账户。

10月,天马股份再次向德清县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借款1亿元,贷款担保却是步森股份,钱依旧没进天马股份账户,还是进了徐茂栋控制的账户。

除了反复借贷,就连天马股份账面的5亿多现金也被徐茂栋转走,曾经“健硕”的天马股份活生生被榨成了一匹“瘦马”。

徐茂栋操控天马股份的同时,还在悄悄出售步森股份,将其16%股份作价10.66亿转给了重庆安见科技。

通过非经营性占用、担保、关联收购等一系列“资本挪腾术”,徐茂栋至少从两家公司卷走了30亿现金。可怕的是,两家涉事公司对徐茂栋埋下的“雷”丝毫没有察觉。

徐茂栋也没觉得自己的操作有啥问题,他还想通过天马股份实现打造智能商业服务平台的“抱负”,继续赚更多的钱。

不过,出来混,早晚要还的。2017年12月初,天马股份股价收于9.91元,跌破警戒线。这使得之前与天马股份有质押协议的方正证券察觉出不对劲,因之前质押股权已面临平仓风险,方正证券赶紧发文通知天马股份进行补仓。

对此,天马股份始终没有回应。12月18日,天马股份闪崩,徐茂栋紧急以内部重组名义申请停牌近半年。但还是被证监会察觉,自此戴上了ST的帽子。同一天,步森股份也发生了闪崩,一路跌停,让实控人赵春霞欲哭无泪。

可以说,如果不是这两次闪崩,徐茂栋还会继续靠着他“星河系”在资本市场不断套利。2018年4月底,徐茂栋涉嫌违法遭证监会立案调查,辞去天马股份一切职务,可惜已于事无补。

5月14日,ST天马股份再次开盘后,一路从9元跌到1.8元。不到一个月,几万名股东的78亿元化为泡影,血本无归。

相关部门调查发现,徐茂栋在步森和天马股份董事会不知情背景下,不仅大肆套利,还将部分资金投了一个名为“钱满仓”的P2P平台。

钱满仓是2017年国内著名的上市系P2P平台,背后的实际控股人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2018年6月,钱满仓“暴雷”,留下2亿多的烂账后,人们才发现其背后股东正是徐茂栋的星河世界和天马股份等控股公司。调查还发现,钱满仓的账户里有7000多万早就转到了徐茂栋的账户。原来,专割上市公司“韭菜”的徐茂栋,同样没放弃割普通人的“韭菜”。

2019年10月31日,证监会对徐茂栋做出了罚款90万元的顶格处罚。可惜就这么点钱也没罚到徐茂栋头上。

他刚瞧出风声不对,就卷款潜逃到了美国。数家公司的几十亿现金被徐茂栋洗劫一空,“黑锅”还得天马股份和步森股份等公司继续背。

辉煌一时的“星河系”也因徐茂栋出逃分崩离析,成为一钱不值的沙砾。就这样,51岁的徐茂栋拍拍屁股一走了之,留下资本市场一滩浑水。(来源:风声岛(ID:fengshengdao) 作者:海边的风声君)



                        

停杯驻喉盛宴散场 新世界已经到来                 
【研究员】:wh
滔天浪打来,巨轮也飘摇趔趄。万达的谈判桌上,轮番坐过融创、富力、苏宁。苏宁足球俱乐部一次酒会上,几个高管喊“夺冠”,张近东听完很开心,杯里的酒一口干了。2020赛季,他们如愿拿下中超联赛冠军,108天后球队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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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十年白云苍狗。喝酒救不了困在旧世界里的新东方,湖畔已无大学。直到新世界到来。

几次喝酒或挽大厦于将倾

2012年7月,浑水机构做空新东方,他们向注册用户发出了长达96页的报告,指出新东方涉嫌欺诈投资者,存在多处财务造假。

一个“强烈卖出”建议,让新东方股价飞流直跌35%。高盛随后表示,对新东方的投资评级不再有效。浑水报告出来后,那时在网上特别活跃的刘强东发微博说:今晚要抄底新东方。

过了一天,他转发自己的微博又说:惨了!真不适合炒股。

新东方两天蒸发掉20亿美元,股价持续跳水。外界质疑潮水涌来,内部军心风铃般摇荡,俞敏洪只能一次次表决心:我会努力让股价涨回来。

股价从25美元跌到9美元的时候,中国企业家俱乐部(CEC)召集部分理事开午餐会,“大哥”柳传志坐镇,大家关起门聊新东方的事。执行理事长俞敏洪不断敬酒,喝了两瓶茅台。

当时俱乐部有40多位理事,他们掌管的企业,2010年度营收超过1.4万亿人民币,接近中国年度GDP的4%。王健林、马云、牛根生、王石、郭广昌等等,掌管着中国最有钱民企的企业家们,多数在列。

第二天,一些理事掏出两三亿美元在二级市场买入新东方,提振市场信心。

新东方创办初期,员工抢广告牌被对手刺伤,为了能在中关村安全立足,俞敏洪也请人吃饭喝酒,喝得太猛太急,一斤半白酒后晕厥,被抬去医院抢救了五六个小时。

江阴农村人俞敏洪小时候家穷,冬天上学时,穿的棉衣薄不抗冻。他母亲会在霜雪来临前酿好一缸米酒,让他喝两口再出门。他的木匠父亲去集市,总要买上一碗酒一个鸡头。俞敏洪跟着去,就买两碗酒,两个鸡头。爷儿俩坐在在青石板路上的小饭馆门前,对饮。

从小喝到大,俞敏洪酒量如海,无数次喝完1斤白酒去给学生上2小时课。他自己估算,一年喝掉100斤应该是轻轻松松的事。

几次喝酒,或挽大厦于将倾,或给飞龙点睛,俞敏洪总结经验:没喝酒我也能成就新东方,但喝酒让这个速度加快了。

杯子碰在一起是梦破碎的声音是钱到账的声音

一摞子企业家里头,俞敏洪能喝,想抄他底的刘强东也不差,江湖流传:年过百斤俞敏洪,以一敌十刘强东。

强东和新疆兄弟喝酒,一个喝十几个,把每个人都喝到位。俞敏洪喝嗨后和马化腾谈生意,面对面一小时说的都是胡话,把小马哥气够呛。强东在小马哥面前喝嗨了,直说“pony永远nice”。

刘强东的酒局可能会让对方费身子,而俞敏洪会让对方费票子。2000年,他跟联想的人喝酒,对方掏5000万接过新东方递出的橄榄枝,攀着走进教育领域。不过两年后,他们撤走4000万,杨元庆表示联想不擅长做教育。

许教授的酒局也贵。2017年,他和张近东喝下交杯酒,苏宁战投恒大200亿。北岛说杯子碰在一起是梦破碎的声音,两个50多岁的男人碰杯,是钱到账的声音。

更早几年,许家印搞足球,恒大俱乐部打算增资扩股,他请对足球一窍不通的马云喝酒。不久后,“银狐”里皮执教的球队变成了恒大淘宝。

和同样当过英语老师的俞敏洪比,杰克马酒量一般,但不妨碍他喜欢喝酒。他总是喜欢自己不擅长的。

歌后、影帝、拳王,都是他大男主剧本里的配角。他戴着黑超和李健同台唱《传奇》,开口第一句调子就跑到了天边,李健在旁一劲儿鼓掌,但神情复杂。不唱吧,调子要跑没了;唱吧,又拉不回来。一代金嗓子头回唱歌露怯。

马老板拉着阿里人在杭州西溪湿地附近开的酒吧,名叫HHB,快乐平头哥英文缩写。没钱的网友们苦笑,以为是“还花呗”。

酒吧里名人往来如流,马老板说不为赚钱,只想提供三样东西:好酒、好音乐、好朋友。

和许家印玩球,他说不在乎赢不赢,只想踹开门看一眼。一眼,阿里花去10个亿。

柳传志觉得王健林更懂足球,马云说,懂足球没用,要懂改革,中国懂足球的至少500万,依然搞不好。像冯仑肯定不懂盖房子,都是底下人盖的。冯仑在台下笑得欢。

马云曾跟人说,冯仑谈女人是我见过最棒的,能让人产生无限遐想。理想是墙上的美人,现实是炕上的媳妇。把理想变成现实的过程,就是把美人变成炕上的媳妇。

和王菲唱歌,和李连杰耍功夫,和斯嘉丽大变魔术,马云总能把墙上的美人变成炕上的媳妇。

小凤仙如果跟了民工,就属于扫黄对象。她跟了蔡锷,千古流芳了。赵四小姐16岁开始跟张学良,跟一年是奸情;跟三年算偷情;跟六十年便成了千古爱情。

万通的招牌锈迹斑驳,冯仑活成了段子手。

风清扬隐居思过崖,就不再插手江湖事

早年的马云和俞敏洪身上有很多共性,他们都是学英语的,当过老师,办过培训班。两个人都参加过三次高考,俞敏洪努力之后,考上了北京大学;马云也努力了,考上杭州师范学院。本来差三分才能上本科,但因为英语好,人家破格录取了。

柳传志的两个孩子赴美读书前,都去新东方学过英语。柳林敲开哥伦比亚大学的门,妹妹柳青去了哈佛。

俞敏洪自己没留过洋,但新东方培养了数以万计的留学生。同时,新东方也培养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段子手。新东方最初招老师有一个硬性标准:要会讲笑话。学历不重要。

高中肄业的罗永浩递去万字求职信,获得试讲机会,俞敏洪听完说:这个人没有幽默感。

罗永浩不信邪,把东北人的搞笑基因从血液里都抖了出来,试讲第二次成了。李笑来追随着发小罗永浩的步伐,也来到新东方。

如果马云去新东方,一定会是个合格的老师。王健林曾感叹,谁见了马云都会被忽悠晕,比本山厉害多了。

2014年乌镇互联网大会,雷军畅想未来十年手机发展的美好前景,马云说:水不行,空气不行,手机做得再好有什么用呢?

当时把雷军整蒙圈了,他缓过神来发微博求网友支招:唉……整天琢磨做手机的我无语了,谁能帮我回答?

记者拿马云的话问刘强东怎么看,强东笑着回:马云总是喜欢站在更高的层面讨论问题。

同年,老王和马化腾、李彦宏合伙搞电商平台,网友戏称“玩淘宝”。马云说,你们三家有点像凑拢班子。

两年后三人飞鸟散,主持人问当初是不是找阿里合作更好,老王无奈:当时阿里热情没有这两家高。他给马云发过信息。

在阿里巴巴,马云的花名是“风清扬”。走出阿里,他更像任我行。风清扬隐居思过崖,就不再插手江湖事。任我行始终有个号令江湖的梦想。

国家给的或终将还给国家

两年前,柳传志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演讲,主题叫《今天,我们血脉偾张》:中国企业需要紧紧融合在一起,提升实力,为中国富强做出真正的贡献。

柳青转发了父亲的演讲视频,表示要努力跑出中国加速度。那时候,滴滴正在穿越诟病和嘈音,做着IPO前的冲刺准备。

这些年资本撒下去的铜板,每一个都在等待回响。但更大的质疑声在两年后的现在到来。没人料到,滴滴搁浅于网络安全问题。

桌子掀开,过去藏在桌子底下的交易,因为赤裸而难堪。经过超20轮融资的滴滴,股东名单长到一页A4纸也写不完。阿里把手中的滴滴股份卖给软银后,滴滴的前三大股东分别为:日本软银、美国优步和腾讯。

马云那句“一百年后教育还在,新东方不一定在”,适用于任何行业的任何一家没有根的企业。

滔天浪打来,巨轮也飘摇趔趄。万达的谈判桌上,轮番坐过融创、富力、苏宁。苏宁足球俱乐部一次酒会上,几个高管喊“夺冠”,张近东听完很开心,杯里的酒一口干了。2020赛季,他们如愿拿下中超联赛冠军,108天后球队解散了。

在2016年苏宁晚会上带头唱《我相信》的张近东,投资过阿里、恒大、万达,如今苏宁的权杖最终收归了阿里。

恒大的谈判桌上,如今也围坐着一圈猎人。国家给的,或终将还给国家。而阿里,马已经服。他们不用拿着望眼镜找对手了。

对手就在身后。四次问鼎中国首富的黄光裕狱中归来,发现国美的敌人已经不是苏宁。山中一日,世上千年。

雷布斯很想在下个十年迈出崭新的步子

一碗红烧肉把王石拉下神坛。有人说他,英雄暮年,红尘沦落。柳传志要大家“偾张”,王石自嘲年纪大了血管硬化,要节制。

王石今年70岁,他曾经规划如果70岁还活着,就去戈壁办农场。柳传志调侃他:“那个时候,太太愿意跟着去吗?

去不了,茫茫戈壁滩的这头,有了新生命的啼哭。常被说“晚节不保”的王石,恰恰是那个能安度晚年的人。现在的王石沉迷赛艇,比很多人懂,在起伏的水面游走:靠的不是浪潮,是手中的桨。

他的地产兄弟们,没有一个像他这样潇洒。田小姐说,王石最喜欢唱《蓝莲花》,每每唱到“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就跑调。

唱歌很拿手的贾跃亭,2016年乐视年会,凭借深情演绎《野子》,戳中了无数人的泪点。他解释,选择这首歌是因为歌词写了:怎么大风越狠你心越荡,你会成为巨人,踏着力气踩着梦。

直到现在,还有很多贾迷边听这歌边感慨:期待早日回国。很多人笑他是骗子,也有很多人期待他成为一个奇迹。

新东方的年轻人抱怨“累死累活干不过写PPT的”,没人告诉他们,写PPT的也难,随时为梦想窒息。

风停了,一群猪落下来。风起了,另外一群猪吹上去。看着二师兄们浮浮沉沉,后浪太渴望屌丝逆袭的榜样。

为发烧而生的雷军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偶像。小米的年度发布会,依然拥有着霸屏的能力。小米八周年的时候,高管在舞台上讲话,穿着白衬衫的雷军卷起袖子,蹲坐在舞台边喝酒。几分钟前,他把心窝里的话掏出来了:竞争异常激烈,今天很牛X,明天很傻X,如果我们不努力的话,真的一夜之间就完了。

小米第十年,他努力跨进了贾布斯至今都没走出来的造车迷宫里。前几天还和恒大造车抛过媚眼,最终没有牵手。但看得出,雷布斯很想在小米的下个十年迈出崭新的步子。

十年白云苍狗。喝酒救不了困在旧世界里的新东方,湖畔已无大学。今年2月18日至今,阿里、腾讯、美团、快手、拼多多,五家互联网巨头的市值蒸发了8万亿。新东方半年内蒸发了2400亿港元。短短四个月,腾讯捐了500亿又捐500亿,宣布助力共同富裕。停杯驻喉,盛宴散场。新世界已经到来。(来源:地产风声 作者:内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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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是种企业文化 不出意外很快就成为历史名词                 
【研究员】:wh
如果这家企业是善意对待劳动者,按照常规人的理解是公平自由的和劳动者进行薪资谈判的,那劳动局会倾向于不处罚,让双方自行调解,如果企业确实因为规模小,无知,无话可说的违反了劳动法的某一条红线,比如没有劳动合同等,那就从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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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8月26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和人社部联手明确指出,996严重违反法律关于延长工作上限的规定。996是互联网界的普遍现象,而这是第一次以这么高的规格指出996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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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是一种企业文化

很多人纳闷了,996违反劳动法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么,还用得着最高法专门出来指明?说的没错,996是肯定违反劳动法的,但现在那些执行996的企业却不违法,所以需要最高法出来专门点名。

不是说996肯定违反劳动法么,为什么执行996的企业能不违法?因为那些执行996的企业没有996。

996是一种企业文化,从来都不是一种企业制度。哪个执行996的企业要是敢把996写在合同上,或者说写在公司的规章制度里,你随便去告,一告一个准,阿里腾讯的法务一起上也得输。

但问题的关键是,这些企业没有把996写在制度里,甚至没有留下任何要求你每天必须上班到几点几点的文字痕迹。

996是一种企业文化,这句话是的意思就是公司上上下下都是默认996的,包括理论上和你同一阵线的普通员工。

上班的第一天,就会看到所有的同事和领导都在加班,上午9点上班,下午9点所有人都还在,甚至夜里10点都能全员开会,没有任何人觉得这有任何问题。

如果你想在下午8点回家,在这种氛围下会感觉自己好像是在主动旷工。理论上你今天上班8个小时就可以了,但是在公司没有要求你加班,领导也没有要求你加班的情况下,你自己主动996了。

很显然,996是一种潜规则而不是明规则,那如果有愣头青非要8小时下班该怎么办?

互联网企业规模那么大,总会碰到这样的愣头青。这样的人一旦出现,领导很快就会给这个人打很低的绩效,发很低的奖金,然后将其劝退,理由就是这个人破坏公司氛围。

而你身边的其他普通员工不仅不会支持你,反而会趁机多加班,拼命的表现自己,试图多拿点奖金,另外获取升职机会。因此,在明面上,中国那些大型互联网企业全部都没有实行996。

不服可以随便去查,带上劳动局的人和律师去挖个底朝天,要是能查到半点违法的证据就算我输。

公司没有要求员工和管理层加班,至于为什么上上下下所有人到了晚上9点还不回家。也许是他们觉得公司氛围好,在培养感情吧。这就是所谓的996企业文化。

996存在慢慢违反劳动法立法原则

很明显,这种实际违法但明面上怎么查都不违法的行为,是企业利用自己的特殊优势地位对劳动者实行的潜移默化的威逼,钻了劳动法的空子。所以以前没有处罚,因为按照法律企业无罪。

那为什么现在开始处罚了?因为996的存在已经开始慢慢的违反了劳动法的立法原则。

要探讨996现象,不能单纯的去看纸面上的劳动法,必须要理解劳动法的立法原则。

中国的劳动法非常的奇怪,从纸面上看异常的严格。2012年新劳动法颁布时,全世界的资本家都震惊了。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劳动法都是约束劳资双方的,对资本家有约束,对劳动者也有约束。

但是中国2012年的这个新劳动法,是单方面约束资本家,各种惩罚条款清晰无比,但对劳动者几乎没有约束。举个例子,2012年之后,如果不签劳动合同,劳动局会单方面惩罚公司。

签了合同后,如果公司违约,劳动局会惩罚公司,怎么处罚劳动法规定的很详细且易于执行。但如果劳动者违反了合同,那几乎就是没有处罚,劳动法规定的很不详细且难以执行,落实在实际操作中就是没有惩罚。再说细点,如果企业想开除一个员工,结束劳动合同,那按照劳动法是必须要给N+1赔偿的。

但如果员工想结束劳动合同,只要说自己想辞职就行了,不批就消极怠工,白领工资,按照目前劳动法企业完全拿他无可奈何,只能批准。

因此,劳动合同对于劳动者是单方面保护,对于企业来说几乎就是废纸一张,唯一用途是应付劳动局检查。

为什么会实行这样单方面保护劳动者的法律?因为当时中国的劳动现状太糟糕了,劳动者维权意识非常弱,大企业利用自己的特殊优势地位肆无忌惮的侵害普通劳动者的权利。

不签劳动合同不交社保,肆无忌惮扣工资,上班半个月一毛钱拿不到的现状比比皆是,劳动者上诉无门,甚至连证明自己和企业有劳动关系都很难,因为没有劳动合同。在这种背景下,号称全球最严厉的劳动法出台了。

出台这种单方面保护劳动者的法律,唯一目的就是修复当时的劳动关系,让劳资双方能够在一个公平自由的条件下去雇佣和工作。保证劳资双方的公平自由,这就是劳动法的立法原则。

之所以在纸面上单方面保护劳动者,那是因为2012年之前的劳动者地位过于低下,需要特殊保护。也因为这个原则,你会看到,虽然劳动法从纸面上是单方面保护劳动者的,但如果有个别劳动者利用特殊优势的法律地位去恶意投诉企业,劳动局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裁决。

裁决的判定标准其实很简单,这家企业是善意对待劳动者的,还是恶意对待劳动者的。

如果这家企业是善意对待劳动者,按照常规人的理解是公平自由的和劳动者进行薪资谈判的,那劳动局会倾向于不处罚,让双方自行调解,如果企业确实因为规模小,无知,无话可说的违反了劳动法的某一条红线,比如没有劳动合同等,那就从轻处罚。

但如果劳动局依据现有证据判定企业是恶意对待劳动者,按照常规人的理解会非常生气愤怒那种,那劳动局会倾向于从重处罚,按照法律上限去罚,让这个企业长长记性。

严立法,是为了能够在执行的时候有法可依,保护弱势善良的劳动者,打击恶意的企业,并不是为了故意坑死善良的企业。

按照目前劳动法的纸面规则,假设劳动者和企业能量一致,法律意识一致的话,双方都故意利用法律条文坑对方,那企业早就被彻底玩死了。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劳资双方都平稳的进行雇佣和工作,双方携手创造财富,社会总体稳定,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故意利用法律条文坑害另一方的情况。

企业没有这么做,是因为不敢,法律对企业制裁很严厉。

劳动者没有这么做,是因为绝大多数劳动者都是善良的,且法律能力不足,个别异数由劳动局单独处理,一事一议。

这就是中国式的执政智慧,用一个看起来偏颇劳动者的法律条文,外加劳动局的精细评判,实现了现实社会中劳资双方的平衡,促进了社会财富最大化的发展,消解了劳动者的怨气,也让企业能够在一个安定的社会里发展。然后,996出现了,恰好钻了新劳动法的立法盲区。

996这事不好处理 现状依然在继续

996这个词最开始出现,是2019年3月27日,一个名叫“996ICU”的项目在程序员惯用的GitHub上传开。“工作996,生病ICU”,这句话瞬间火爆网络。

2019年4月11日,人民日报针对996工作制发表了文章《强制加班不应成为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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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2日,阿里巴巴在自己的官方账号上发布了马云的观点,针对性的反驳,支持996。

里面经典语录很多,引发的民怨之大,瞬间让马云的民间形象彻底反转。摘录几段看一看: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不996,你什么时候可以996? 你一辈子没有996,你觉得你就很骄傲了?

所以今天中国BAT这些公司能够996,我认为是我们这些人修来的福报。你去想一下没有工作的人,你去想一下公司明天可能要关门的人,你去想想下一个季度公司的Revenue在哪里都还不知道的人,你去想想你做了很多努力的程序根本没有人用的人……跟他们比,直到今天,我依然这么觉得,我很幸运,我没有后悔12x12,我从没有改变过自己这一点。

这里面最出名的那句话就是修来的福报,这句话后来几乎成了马云的代名词。仅仅几个小时,舆论狂潮就出现了,全网一边倒的批判马云,而就在一天之前,马云的形象还是相当正面的。

当天晚上,看到形势不对,马云紧急出来灭火,否认996,但依然暗戳戳的说自己向奋斗者致敬。你们说996不对,那就不对喽,但我依然认为那些996的人是奋斗者,应该被致敬。

再翻译过来,就是随便你们怎么说,反正我们不改,那些不想996的人都是混日子的失败者。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种小聪明自然不可能瞒过人民群众,于是马云又被猛批了。

4月14日,人民日报发布文章《崇尚奋斗,不等于强制996》,直接给了定性:对996有争议,并不是不想奋斗、不要劳动。

没有人不懂“不劳无获”的道理,但崇尚奋斗、崇尚劳动不等于强制加班。苦干是奋斗,巧干也是奋斗;延长工时是奋斗,提高效率也是奋斗。因此,不能给反对996的员工贴上“混日子”“不奋斗”的道德标签。

为什么996的争议一出来,人民日报就单方面站人民群众,是为了打压马云么?

2019年那会,马云的形象还没那么差,官方也没有打压马云的意思,不然2020年蚂蚁金服也不可能走到上市那一步。

在996争议中单方面站人民群众,那是因为我国的立国之本就是人民群众。在劳资争议中,如果占据优势比例的人民群众一致认为某件事是错的,那它就是错的。

如果现有法律和人民群众的一致呼声有冲突,那应该改正的不是人民,而是法律。权利属于人民是宪法上的原话,你以为是说着玩的?

所以,人民日报想都不用去想,肯定是无脑单方面站人民的,其他政治力量的选择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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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官方最高媒体都出来批判996了,那为什么996现状还在继续?

因为996这个事不好处理。从明面上,企业完全没有违法的证据,实际调查中,企业的薪酬结构也是善意的,并没有通过欺诈和威胁等手段,利用996去恶意剥削压榨员工,实行996的企业薪水都相当之高,甚至有加班一天费用6000元的新闻被爆出来。

如此之高的薪酬,导致996的呼声虽大,但是在人民群众里的意见并不是铁板一块,相当多低薪劳动者并没有完全站在码农那边,不少人甚至颇为眼红码农的收入,一天加班费顶别人一个月工资,这确实很难让人共情,只不过这些人日常从事辛苦的劳动,不能天天待在电脑前,很难在互联网上发声而已。

以上两条,导致了劳动部门很难下定决心,把实行996的企业列为恶意企业去严厉打击,这和劳动法的初衷也是违背的。

996很快就会成为历史名词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选择了效率优先,当时8小时工作制的企业很多,但没有人觉得这些单位是好单位。

穷怕了的中国人,认为发高工资的单位才是好单位,辛苦一点没什么。这种思维导致了沿海的很多工厂里007横行,每月只休息两天,一天工作14个小时,比996还要过分的多,但只要钱给够,劳动者没有怨言。

劳动者厌恶的是那种恶意扣薪,恶意欺压劳动者的企业。因此,过去40年里,中国一直在向着这方面努力,打压黑心企业。

工作时长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你给的钱是不是超过社会平均值。因此,沿海工厂的007制度,互联网企业的996制度,在过去40年里是在社会容忍范围内的,也创造出了大量的财富,符合效率优先的导向。

那为什么现在要开始反对996了?因为2021年,是中国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中国的政策导向从效率优先,转为效率和公平兼顾,开始调节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

如果效率优先不是第一导向,需要兼顾公平,那哪怕996的公司是善意和劳动者商量薪酬的,也有问题。以前确实问题不大,但现在有问题了。

除此之外,2021年还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政策转折,就是人口政策,迅速下滑的人口出生数据导致中国政策转向,开始全方位的鼓励人口生育。这个时候,我们突然发现,996成了刺激人口增长的重要拦路虎。

生孩子很难,养孩子更难,不是单纯有钱就可以解决的事情,还需要时间,大量的时间。不管你赚了多少钱,你一天的时间都只有24个小时,而带娃是需要时间的,要培养和孩子的感情更是需要每天都投入一定的时间。

996的人,夫妻双方都996的人,根本就不可能生几个孩子,一个都会累得够呛。这和每个月赚多少钱没关系,纯粹是因为时间不够用。

内卷的996文化,让大量城市中产阶层不敢生娃,甚至不敢结婚。这么搞,这么去奋斗,赚的钱是多了,社会财富也增加了,但社会人口没了。

城市中产抚养出来的孩子,是国家最需要的人口,教育质量高,人口基数大,这群人少生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在以前,996有避孕的天然效果,符合计划生育的导向,但现在导向已经反过来了。

这两个因素在2021年同时出现,且互相共振,就导致996的问题又重新被拿回了台面。如果取消码农的996,那么原本3个人干的活现在可能需要4个人干。

每个人的收入理论上应该都会少一点,但依然很高,足够养育孩子用了,也远远高于社会平均值,依然是中产。而本来只有3个码农的岗位现在需要4个,这就凭空把社会中产的数量给扩大了。

正好,国家在提倡橄榄型社会,要增加社会中产的数量。而每个码农多出来的时间,可以放松,可以和家人享受天伦之乐,可以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生活的幸福感也大幅增加。

社会矛盾大幅缓和了,内需消费也促进了。这简直是完美啊,消灭996没看到什么坏处,好处到是一大堆。天时地利人和都在,还有比这更顺手推舟的改革么?

中国赚取的财富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量级,这个时候一味的追求财富增长速度是不可取的,考虑社会矛盾问题,考虑贫富分化问题,考虑人口结构问题,追求长期发展的稳定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赚钱是为了生活的,而不是为了赚钱牺牲掉生活的一切,中国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穷了,我们不能本末倒置。因此,996在2021年被重拳打压。不出意外,这个词很快就会成为历史名词。(来源:远方青木(ID:YFqingmu) 作者:一棵青木)



                        

耗资600亿建13年 从“中国第一高度”变成“最高烂尾楼”                 
【研究员】:wh
烂尾楼的背后,还有地方政府的助推。烂尾楼一开始不是烂尾楼,而是光鲜亮丽的城市地标。地方政府要形象,与开发商自然是一拍即合。像前两年在网上被热炒的贵州独山县水司楼,独山县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0亿元,却耗资2亿多元修建号称天下第一的水司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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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烂尾楼不仅损害城市的“面子”,更能危害城市的“里子”。一座城市的地标建筑,无疑代表着这座城市的脸面。特别是现在,如果没几座摩天大楼做新地标,仿佛就称不上是个大都市。

可如果它是一幢将近600米高的烂尾楼呢?596.5米高的天津117大厦,从“中国第一高度”变成了“最高的烂尾楼”,带给我们什么警示?

中国第一高度成最大的烂尾楼

早在2015年,天津的媒体就报道,滨海高新区在建的高银金融大厦,也就是117大厦完成了主体结构封顶。

这座117层的超高摩天大楼,在当时以596.5米的结构高度,成为了仅次于迪拜哈里发塔的世界第二高度建筑,也成了当时中国在建的结构第一高楼。

当人们都以为这座大楼将在来年正式开业,成为天津新地标的时候,曾经创了11项中国和世界纪录的117大厦,却忽然按下了暂停键。原因很简单——没钱了。

从中国第一高到最大的烂尾楼,117大厦的前世今生,都要从投资方高银集团和它的老板潘苏通说起。

香港富商潘苏通,早年做松下电器起家。赚到人生第一桶金后,他选择了单干,跑去香港成立了松日集团,专门仿做松下的产品,还靠着松下的技术,做出了一款卡拉OK专用的显示屏,一度甚至占据了全国90%的市场份额。

生意越做越大,潘苏通开始进军地产行业。2002年收购了香港的上市公司英皇科技资讯,又在2008年收购了另一家香港上市公司,随后他把这两家公司改名为高银地产和高银金融。

而高银集团在地产行业的第一次大手笔,就押宝在了117大厦上。2007年,潘苏通在天津一口气拿下5宗地块,他计划在这里建一个囊括全国第一高楼、豪宅和马球场在内的“新京津·高银天下”。

钱从哪来?当然是撬动资金杠杆而来。有媒体统计过,2005年至2010年间,高银通过发行新股和可转债等方式,筹资超过80亿港元。

在2015年117大厦即将封顶之时,高银集团放出风:为这个项目已经投入了400亿元。

顶着“中国第一高楼”的名号,117大厦这个项目噱头十足,让高银地产的股票价格在2015年短短2个月之内,从5.84港元飙升到27.86港元。潘苏通凭着这番操作,以122亿美元的身家,一跃成为《2016福布斯香港富豪榜》第6名。

属于潘苏通和高银的高光时刻,辉煌却十分短暂。靠讲“中国第一高楼”故事飙涨的股价,没有持续多久。

其实,117大厦的销售其实并不好,有业内人士曾经说过,因为定价太高,117大厦十几万平方的体量,当时只卖出去了区区几千平方。而靠概念炒高股价的行为,则被许多人认为是让高银迅速崩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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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21日,高银地产和高银金融这两家上市公司的股价,分别闪崩了43%和41%,一天就蒸发了1200多亿港元。

靠高杠杆发展起来的高银地产,从此一蹶不振,直到2017年私有化退市。117大厦的项目,也因为资金链的断裂搁浅,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

虽然2016年117大厦停工后,高银和擅长处理不良资产的中国信达成立合伙企业,试图挽救这座“中国第一高楼”不成为烂尾楼。

可是直到2020年,中国信达一纸诉状把高银告上法庭,117大厦在这几年中也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就连玻璃幕墙都没装完。就这样,耗资600多亿的117大厦又多了一个“纪录”——中国最大的烂尾楼。

烂尾楼命运各不同,想“重生”却困难重重

其实,又何止117大厦这一幢烂尾楼呢?无论是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大都市,还是三四线的小城市,都有烂尾楼的存在,这些城市脸上刺眼的伤疤,有的能重获新生,有的被爆破拆除,更多的则原地矗立着。

8月初,上海青浦区一座20多年的舜浦大酒店,在一声巨响之后轰然倒地。舜浦大酒店是当地有名的烂尾楼,上世纪90年代开建,因为资金周转不过来,从2003年开始,投资人用高息非法集资了1.4亿。结果楼没建好,人被判了9年。此后的十几年间,这栋楼就一直被搁置,成了烂尾楼。

舜浦大酒店这栋烂尾楼的体量还不算大,去年上海普陀区一次爆破拆除了4栋烂尾楼,甚至制造出一场1.7级的地震。这几栋在市区矗立了快20年的烂尾楼,是上海中环中心T1、T2、T3和一栋公寓,每栋楼都在20层以上,高度超过80米。

作为曾经上海西部门户的商业地标,2001年开建后,就因为资金链吃紧,迟迟无法完工。此后的十几年间,几次倒手都没能建成,直到被宝能接盘后,当年的建筑也因为安全性和过时的设计,只能被推倒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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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更魔幻的烂尾楼,藏在上海最繁华的陆家嘴。这座41层高的“黄金置地大厦”,从2007年成为烂尾楼,至今还闲置在寸土寸金的陆家嘴。它的地段紧挨着中国银行大厦和平安银行大厦,从国金中心IFC走路过去,也只需要7分钟。

虽然大厦的外墙已经完工,在高楼林立之中很难看出来与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但是走近了就会发现,大厦被2米多高的围墙堵得严严实实。

实际上,从2007年接近完工开始,黄金置地大厦就因为与2家银行5900万美元的贷款诉讼,和拖欠装修公司1016万元工程款的官司,变成了一幢烂尾楼。

这样的场景,同样出现在北京。2020年4月,北京CBD区域最大的一幢烂尾楼中弘大厦,停工3年之后才找到了新东家。它被拍卖了33亿元,这些钱也主要拿来偿还它的老东家——中弘股份。

这个A股首只因股价跌破面值而被退市的房地产公司,从陷入债务危机、大厦停工到退市,在2017年楼市调控的影响下,留下了一地鸡毛。

广州也有奇葩的烂尾楼。这座名为中水大厦的烂尾楼,在广州的金融中心天河北一待就是20多年。174米高的体量和6.5亿的投资规模,再加上它的开发商有国企、央企和港资三方的背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水大厦也算是名声显赫。

可是楼刚封顶,遭遇亚洲金融风暴重创的港资出逃,开发商资不抵债官司不断,大厦遭遇火灾,再加上验收不合格,22年间经历3次拍卖流拍,数次处置也没能盘活的中水大厦,只能在关键时期在楼体上包裹巨幅广告来遮丑,也因此从“广州第一烂尾楼”意外成为了“最牛广告大楼”,还破了个吉尼斯世界纪录,让人哭笑不得。

甚至还有因烂尾楼问题严重,被冠以“烂尾楼之都”的城市。2019年,河南省南阳市通报,南阳有302个“烂尾楼盘”。

虽然当地人士解释这是问题楼盘的总数,其中烂尾楼只占了不到三分之一,可是当地人在谈起“烂尾楼之都”的时候,通常会自嘲“就连房管中心团购的房子都烂尾了”。

事实也的确如此,2013年,南阳市房管中心“团购”的小区,如今也只建好了主体框架。从南阳拿到农运会举办权开始,为了加速城市建设,当时政府默许“边建设边拿证”的模式,当地房地产市场瞬间就火爆起来。

只要盖楼就能赚钱,让一些资质比较差的开发商纷纷涌入南阳。2019年的数据显示,当地的地产商有400多家,仅市中心城区就有262家。这些小开发商没什么资质去银行贷款,只能靠高息民间集资、违规抵押去维持现金流,资金链一断,开发商瞬间崩盘。

烂尾楼与中国房地产

烂尾楼出现的原因,很复杂。有的是遭遇黑天鹅,外部形势不好。不少一线城市里的烂尾楼,特别是有外资背景的,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也会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像广州的中水大厦和上海的不少烂尾楼,都是因为有外资的开发商,没能扛过亚洲金融风暴,才成了今天的这副模样。

有的是开发商野心太大,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像117大厦这样,热衷于成为城市地标,却忽略了自身实力和大楼清晰的定位。全球最高的空中游泳池,全球最高的旋转餐厅……在117大厦的规划里,目标都是奔着“破纪录”去的。

当时开发商对117大厦的定位是“凭借独特的经济和地理优势,加上有利的政府政策,天津势必成为中国北方的金融中心。看准天津对优质物业的需求,抓紧机遇,建立了旗舰项目”。

这种操作超出了开发商的实力,这种判断也脱离了天津的实际情况。售价太高销路不好,无法回笼资金,最后资金链断裂。

烂尾楼的背后,还有地方政府的助推。烂尾楼一开始不是烂尾楼,而是光鲜亮丽的城市地标。地方政府要形象,与开发商自然是一拍即合。像前两年在网上被热炒的贵州独山县水司楼,独山县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0亿元,却耗资2亿多元修建号称天下第一的水司楼。最后,天下第一没拿到,却上榜了“最丑建筑”,形象工程也变成了烂尾工程。

烂尾楼可以视为当前中国房地产热的一个缩影。成则贵为城市地标,败则沦为城市伤疤。但是,烂尾楼的负面影响,不仅仅是损害城市的“面子”,更能危害城市的“里子”。

上世纪90年代初,海南成立经济特区,带起中国第一波房地产市场投资狂潮,这边开发商疯狂拿地盖楼,那边银行大胆放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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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四五年的疯狂之后,政府一纸令下,严控信贷,限时收回违规资金,95%的房地产公司倒闭,留下一堆烂尾楼之外,更是让海南发展银行,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倒闭的银行。

牵一发而动全身,摩天大楼和房地产企业,都不能轻易烂尾。去年,国家出台政策,严格限制盲目建设超高层建筑,就是给各地攀比“第一高度”的闹剧泼了盆冷水。

而就在8月19日,央行、银保监会首次约谈房地产企业的消息轰动了市场。央行、银保监会要求被约谈的恒大集团,“努力保持经营稳定,积极化解债务风险,维护房地产市场和金融稳定……”这既是给面临着债务压力和流动性危机的恒大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也是在警示其他的房地产企业。大楼高度降一降,房子价格稳一稳,这是烂尾楼带给我们的启示。(来源:正解局(ID:zhengjieclub) 作者:正解局)



                                 
                                           形势分析
                 



民办学校“野蛮发展”面临整顿 “戴汐们”的困境或很快改变                 
【研究员】:wh
在《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的一个月前,由中央八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通知》(简称《通知》)也备受关注。《通知》中对“名校办民校”、“集团化办学”、“关联交易”等等办校方式进行了进一步规范。除此之外,还对民办学校的设立监管做出了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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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又是一年开学季,和历年一样,这一届父母同样为孩子上学操碎了心。家住北京市某远郊区县的戴汐,在为孩子选择中学时,毫不犹豫地就选择了目前孩子就读的这所民办学校。

戴汐孩子就读的这所民办学校,成立于2018年。虽然仅仅成立三年,但招生范围已经涵盖了小、初、高三类学生。在拿到的一份《招生简介》中显示,该学校初中生的收费标准为17000元每人/学期。

戴汐身边同龄的朋友,很多都将孩子送到了这所学校。在戴汐看来,虽然民办学校费用相较于公立学校来说高出一截,但只要可以提高孩子的成绩,这些花费都是值得的。

“戴汐们”的困境也许很快会得以改变。就在9月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简称《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

民办学校是指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依法举办的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在民间,一般称之为私立学校,更多是民间说法,指的是比较高端的民办学校或国际学校。

在教育部召开的介绍民促法实施条例修订有关情况发布会上,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刘昌亚表示,“名校办民校”行为稀释了公办学校品牌资源,且不利于公平竞争,下一步将出台细化文件全面规范“公参民”办学。

在《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的一个月前,由中央八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通知》(简称《通知》)也备受关注。《通知》中对“名校办民校”、“集团化办学”、“关联交易”等等办校方式进行了进一步规范。除此之外,还对民办学校的设立监管做出了明确规定。

刘昌亚在发布会上还指出,公办学校以品牌输出方式参与举办民办学校,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但也产生了较多问题。一方面,民办学校稀释了公办学校本身的品牌资源,加剧教育焦虑,由此衍生出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公办学校参与举办的民办学校,利用公办学校的优质品牌,采用民办学校的收费机制,对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都造成了不公平竞争,扰乱了教育秩序。

正如刘昌亚所说,由民办学校引发的教育不公的争议,在近年来尤为突出。尤其是每到高考放榜之时,一位位来自民办学校的佼佼者们,在收获了自己优异成绩的同时,再次成为了民办学校宣传、招生的“工具”。

在知乎一则名为“上一个好的私立初中有什么优势?”的帖子下,ID为“天才儿童PM器”的用户表示,提高孩子的成绩有两个办法,一是内在地提高他自己。二则是外在地提高他的环境。内在地提高自己可能比较难,但外在的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了,比如多花一些钱进个好学校。

高考成绩成了民办学校包装自己的法宝,而“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则直接成了民办学校招生时宣传的“利器”。据不完全统计,在刚过去的2021年高考中,江西省的文理科状元、安徽省理科状元、四川省理科状元等都出自民办学校。

但有着超过三十年任教经验,在民办学校和公立学校均有过授课经历的林少荣老师表示,大家口中的所谓的民办学校好于公立学校,是以衡水为代表的。不过,衡水一中是由公办学样衡水中学剥离出来一部分师资成立的,实际上是依托公立学校的民办学校。如果是单纯的民间资本出资办的学校,最终的教学质量有待考证。基于教育资源的限制,民办学校受追捧的情况无法避免。据了解到的情况,越农村的地区对民办学校的向往越强烈。

究其原因,林少荣分析道,一方面是县城以下的教育资源太少,能上好高中、甚至能上高中的竞争都很激烈,民办学校自然就有了市场。另一方面还在于县城里的家长,自身的教育能力较弱,虽然他们从初心上来说也是想培养孩子的学习能力,但迫于自己的能力不足,只能将孩子交给学校,花钱省事。

戴汐为孩子选择民办学校的另一原因,就是必须住宿,管理严格,学业上的问题自己基本就不用操心了。

但民办学校是否真如家长所期望的那样?有待存疑。如今,为了达到更好的招生效果,“唯成绩论”成为民办学校的重要考核标准,不乏民办学校为了提升成绩,采取不同的手段,如设置入学门槛、以不正当竞争的方式抢夺生源、忽视学生素质教育等等,对学生的成长产生了诸多不利的影响。

“孩子成绩提高快、封闭式管理、家长省心”是众多家长为孩子选择民办学校的关键因素。但民办学校这种“简单粗暴”的宣传方式与教学方式是否奏效,有待深究。

民办学校入侵县城

“学费一万八一学期,校服一千元,校车费一千元一学期……外加上伙食费,读三年初中下来,至少需要十三万元。”来自广东某四线城市但一直外出广州打工、每年收入还不到十万元的王峰夫妻俩,在一番思想斗争后,还是决定送孩子去读区县的一所民办学校。

对于这个决定,王峰坦言,这所民办学校办学成绩以及日常管理打动了他,“这所民办学校已经在当地建校招生十几年了,我不少亲戚家孩子就毕业这所学校。这几年无论是中考成绩还是高考成绩都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封闭式管理,放假还有校车送到家,对于我们这种父母常年外出打工的留守家庭来说,很方便。”

王峰口中所说的民办学校,在广东高考成绩出来的次日,便在其官方公众号上亮出了大红喜报。高考成绩虽然相对于该市老牌公立学校稍有逊色,但在所在区县一骑绝尘,几乎囊括了区县内排名前十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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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家附近就有一所公立中学,但这几年生源基本都流向民办学校或市区学校,基本没有几个老师和学生,办学口碑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王峰也知道初中这三年对孩子来说很重要,之前也考虑过夫妻俩回家务工,也方便看管孩子,但思索一番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我们回去未必会找到更合适的工作时其一;其二是封闭式管理也可以将孩子学业托付给老师,我们也更放心。”

相比于王峰家要花大价钱上民办学校不一样,三年前曾以该校入学资格考试前十名成绩进入该学校的初三学生鹏鹏,初中三年在校期间所有学费已经全部免去。

在校三年期间,鹏鹏的成绩也是一直名列前茅。该民办学校开出的奖赏也算丰厚,“高中继续报考我们学校,除了三年学费继续全免外,我们还保证孩子会安排在我们最好的班级进行重点培养。如果孩子中考正常发挥考了全市前二十名,学校额外给予10万元奖学金。若三年后高考被清北录取,奖励50万元。”

全国范围内像王峰家庭一样为孩子选择民办学校就读的,还有不少。据教育部最新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民办普通小学、初中及高中学校总数为15922所,在校生总数为2086.28万人。意味着全国有10%以上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就读于私立学校。

毕竟,民办学校办学的初衷就是为了解决公立学校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甚至,不少地方还将企业与公办名校联合举办的“名校分校”民办学校,当作当地教育资源的“门面”。

曾参与企业办学项目的王生表示,打造名校最好的办法就是和教育资源丰富的公办名校合作,社会上顶着名校招牌的民办学校遍地开发。相对于大城市,这种合作办学模式在小城市更受青睐,在一些教育资源一般的小城市,当地政府甚至会主动牵桥搭线引进这类名校合作办学项目,这种做法也一度被认为是扩大当地优质教育资源的捷径。当地教育部门对于民办学校,特别是对顶着名校招牌的民办学校,会提供很多帮助。甚至还会帮助民办学校去调任老师,调来的老师往往编制不变,财政负责基本工资,民办学校则负责奖金部分。除了师资上的帮助,也会提供一些较为灵活的招生政策。民办学校在名校的招牌,以及享受到的各种政策扶持下,往往会吸引更多的家长选择民办学校,“只要民办学校各方表现要好于可选择的公立学校,家长就会对此买单。”

民办学校下沉

民办学校的发展,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由孔子首创的“私学教育”,从孔子讲学到稷下学宫,再到宋代书院,乃至近代的教会学校,民办学校在中华大地上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政府鼓励“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的背景下,非政府的民办学校在民间逐渐兴起。特别是1995年通过并实施的《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法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此后,民办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民办教育”相关数据,也自2003年起,在教育部每年公布《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有所披露。《200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民办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民办普通小学、中学及高中的学校数量为1.2万所,在校生总数为672.87万人,其中民办学校在校生总数占比仅有3.31%。

民办学校一直维持着不错的发展势头。即便在2015年之前,国内普通小学、初中及高中的在校生数量在逐年下降情况下,民办学校仍维持着平缓的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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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政策的鼓励以及资本的推动,已有二十余年发展历史的民办学校更是进入了“野蛮发展”阶段。

以一己之力将全河北应试能力拔高的衡水模式便是其中之一。每年向清北输送大量学生而名声在外的衡水中学,其实取得优异成绩的大多来自一所全称名为“衡水第一中学”的民办学校。该校由衡水中学和河北泰华锦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建设,作为民办学校的衡水第一中学,以其灵活的办学政策,通过各种手段在全省各地实现“掐尖”。

除了河北衡水外,“衡水中学”的影子在云南、山西、内蒙、贵州等地均有出现。其中将“衡水模式”做大做强的,当属今年在美上市的“第一高中教育集团”。据了解,第一高中教育集团在国内的控股股东为长水教育,长水教育也是中国西部最大、全国排名前三的高中教育集团。其名下所拥有的民办学校也多为“衡水系”。

有意思的是,长水教育名下几乎所有合办学校还都与当地政府合办,政府除了解决建校土地需求外,还为企业给予补贴和税收优惠。

王生表示,想要赚钱的民办学校基本走的都是名校合作办学渠道,毕竟当地政府补贴和名校的品牌响应对于企业来说,就是两头赚钱。但要说这种民办学校的办学质量能有多好,我看不见得。名校合作办学在实际运行中往往是单向而非双向的。企业必须要向名校方支付品牌冠名和管理费用,但名校收了钱后,往往不会像民办学校所宣传般,名校对民办学校在教学工作上会予以指导和扶持,无外乎是有些名校老师被高薪挖来了民办学校。两所学校之间更深的交流基本不存在。

而这背后,藏着的是民办学校的生意经。3月12日,捆绑了衡水中学的第一高中集团赴美上市。第一高中集团超强的赚钱能力、学生高额的学费,是其营收的重要组成部分。招股书显示,2017-2019年,尽管集团旗下的高中生、初中生、高考补习生的生均学费从19437元、13750元、31012元全线下降到16573元、10751元、23245元。但截至2020年前9月,集团依然实现营收2.82亿元,净利润3395万元,现金存量3.05亿元。

除了赫赫有名的衡水系外,各地都有自己拿得出手的民办学校品牌。在湖南省长沙市代管的宁乡市,金海中学和玉潭中学是本地名列前茅的民办学校,以背靠长沙金海教育集团的宁乡金海中学为例,每年都有无数宁乡市的父母争破头皮也想把孩子往里送,即便每学期仅学费就要一万多元,但教学成果就是最好的广告。据其官方报道,在本地2021年中考中,宁乡金海四人跻身全市前十名,570分以上(满分610分)高分段学生达100人,在全市占比37.9%

除宁乡市外,在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仙游金石中学、仙游私立一中、仙游现代中学等民办学校也在本地享有盛名。“虽然近一年好生源有往公立学校仙游一中回流趋势,但是总的来说,金石中学和私立一中还是家长学生首选的学校,学费虽然贵点但是管理和教学水平各方面都有保障。”一位金石中学学生家长说道。

宁乡市和仙游县的案例并非少数,不少来自各地县城的家长表示,民办学校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学校,又因为县城的家长大多外出务工,将孩子送到全封闭式管理的民办学校更让家长放心,特别是外出务工的家长大多表示,民办学校师资好是一方面,看中的还是封闭式管理,“不然孩子天天放学回家,家长不在身边,没办法监督孩子,还不如送到寄宿的民办学校。”囿于此,下沉市场里的民办学校,更有“前景”。

民办学校的利与弊

“生源成绩高、管理更加严格、应试教育”越来越成为了民办学校的标签。

一位刚考入某民办学校的高一学生项琪表示,选择这所学校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主要是因为其整体成绩比较好,而且管理比较严格。学校基本上是封闭式的半军事化管理,班里的学生,除一两个极为特殊的情况外,其余学生必须住校。

正如项琪所说,“成绩好”似乎是每一所民办学校的优势,而可以“提高学生的成绩”则就成了其在招生或者宣传时抛出的“杀手锏”。

但这种“好成绩”却并非来自于民办学校的培养,而是选拔。一位在公立学校任教的老师告诉燃财经,民办学校的学生之所以成绩普遍高一些,一方面和其严格管理有关,但更主要的是进入民办学校的学生是已经经过了一轮选拔的。

学费减免、奖学金鼓励、重点培养……这些都是民办学校“掐尖”的手段。毕竟高分学生相当于民办学校的“金字招牌”,家长一旦认准了民办学校的教学质量,必然会争着要将孩子送去民办学校。

除了在生源上实行“掐尖”战术外,在师资方面,民办学校也是不留余力用高薪去挖公立学校的“墙角”。在江浙某三线城市拥有高级职称、在重点中学有十余年教书经验的谢贤,五年前就是被一所新设民办学校以两倍工资、奖金绩效另算的条件,邀请来学校担任学术带头老师,此外还肩负一些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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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老师、挖学生,是民办学校惯用的方式。”谢贤透露,学校在对外招生那年起,便四处放风声,“欢迎”高考成绩优异的学生来学校复读,“就是通过‘买’的手段,花二三十万元买来高考过清北录取线的学生,复读一年后考上清北继续加码奖励五十万元。”

尽管初立的民办学校财大气粗,但高分过清北分数线的“复读生”也不好找。于是,民办学校还会退一步选择其他方式培养自己的“高分学生”。谢贤表示,顶尖学生不好找,但是过一本线的复读生还是相对容易好找些,除了揽招高分复读生外,学校也会通过推优、举办入学资格考试等手段,来选拔尖子生以培养自身的实力。

据谢贤介绍,民办学校要打造自己的口碑,其实得花几年时间进行沉淀,我们学校推行“掐尖”政策已经五年了,近一两年才略有起色,学校中考、高考的高分层学生比率能够在市内排到前十名,报考人数相较于往年也是越来越多。

民办学校这种“掐尖”手段,对公立学校的影响式极大,师资和生源都不佳的公立学校进一步面临师生流失的问题,与此同时,因公立学校表现不佳而考虑民办学校的学生家长,也肩负更大的经济压力。

谢贤认为,生源是办学基础,不可否认在军事化管理下,学生成绩会有所起色,但效果不会说原本过本科线的学生经过几年学习一举考上清北,不科学也不现实。民办学校所谓的“高质量办学”,很大程度依赖于“掐尖”的前置环节,同样是实施高强度军事化管理的华坪女高,也不过是本科率奇高,但是高分层学生数量与同省市其他高校相比并不算多。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专业的李老师亦表示,选拔和没选拔过的孩子,成绩上的差异肯定是很大的。选拔之外,相较于公立学校,民办学校更看重分数,“唯分数论”的作用下,让民办学校的学生课业压力大了很多,并诞生了很多“应试训练”。

对于“应试训练”,林少荣表示,不只是学校的问题,而是社会的一个映射。竞争压力大、生存压力大,学生只能先通过考学的途径,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发展机会。学校与老师也是迫于无奈。没有好的升学率,学校的生存就会有问题。大部分的民办学校都是通过打压、挤压学生的时间,布置大量的作业,高密度地考试、排名来提高学生的分数。虽然这种管理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家庭教育与家庭管理方面的不足与缺陷,但它带来的副作用也不容忽视,会有很大一部分学生出现厌学以及学生之间关系紧张的情况。

谢贤指出,明面上不给举办选拔考试,那就暗地里偷着来;实在无法举办,那就开学后接着进行选拔考试,对学校学生进行分班。“精英班”就连教材可能也会备着两套,超前学习,一切以考试为最终目标。”据他平日拜访和观察的多家民办学校,基本都存在这种现象,而且学生家长也不会贸然举报和反对。家长和学校是站在一条线上的,目标都是希望孩子考出好成绩,又加上一般小城市的公立学校资源紧张,所以口碑较好的民办学校成了家长的首要选择。

除此之外,林少荣还透露,一些民办学校还存在表面上的管理严格,实际上对学生非常地迁就。甚至还会有一些学校为了让家长看到满意的成绩,将卷面30分改成卷面80分的情况。而这些操作的背后,留住生源是根本目的。

近日教育部发布新通知明确规定,禁止民办学校提前进行招生考试、禁止民办学校跨省、跨地区招生,以及禁止民办学校招收学霸级别的学生。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成绩优异的生源,民办学校则直接失去了竞争力。李老师表示,民办学校与公立学校,没有绝对的谁好于谁。二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是其教学理念的不同。民办学校可能更多的是为了应试强调成绩至上。但公立学校除了成绩之外,还要培养学生的素质教育。但从孩子的成长来看,成绩并不是唯一。民办学校必然要正视的是,青少年的成长,除了成绩之外,更需要的是全方面的培养。这就要求民办学校未来必须作出改变。(来源:燃次元(ID:chaintruth) 作者:曹杨、冯晓婷)



                                 
                                           社会透视
                 



“你爱吃的店都出事了”! 要被资本玩坏的餐饮界                 
【研究员】:wh
如果是加盟店的话,那就更没办法了。抛开那种乱七八糟的加盟骗局不说,各种正经牌子的套路也不少。加盟费、份子钱照收不说,秘方配料、桌椅板凳、甚至连设计图纸都得从总部高价购买,夸张点的开个店直接就奔二三百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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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你爱吃的店,都出事了”用这句话来形容最近的餐饮界,那真是一点都不夸张。前几天,市场监管总局处罚了一批涉食品安全问题的企业,从小龙坎、华莱士到杨国福,就连奈雪的茶和蜜雪冰城也赫然在列。他们都干了啥事呢?

说出来有点恶心。比如说奈雪的茶,就被发现用被“污染”过的原料做饮料。芒果泥里混进了异物,按理说本该拿掉异物并尽量清除污染,结果人家把东西捡出来吹吹就继续用了。

至于小龙坎,则在选材、采购上栽了跟头。鲜鸭血不新鲜也就罢了,关键用的还是黑窝点、小作坊加工出来的诡异暗红色小方块,那玩意别说涮火锅了、看一眼都需要勇气。

不过这还不是最夸张的。差不多六、七月的时候,有记者卧底进胖哥俩肉蟹煲的后厨。说是卧底,其实一点都不惊险——都不用诱供,那素材就像长了脚一样自己往摄像头里钻……螃蟹,说是现宰现杀,但其实是头天晚上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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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爪,煮熟放一宿,烧水一热接着上。土豆,变质发黑了也不怕,剜吧剜吧、剁吧剁吧,切成块了啥也看不出来。

在整个卧底的过程中,类似的食材、操作问题那是层出不穷,从螃蟹到鸡爪再到牛骨牛杂,老员工毫不吝啬地倾囊相授,差一点就能写出本《过期食材再利用百科全书》了。

杨国福麻辣烫也好不到哪去,洗菜池洗鞋、蟑螂随处可见、被老鼠啃多的食材继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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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一个网红奶茶店的客户喝着喝着奶茶,喝出来个异物,他也搞不清楚是啥,发在网上咨询,专家说居然是蟑螂卵……

这又是临时工干的事吗?其实,这些亲手处理过一批批过期、变质食材的普通人也不过是奉命行事——报损会被领导说,何苦去当那个注定没有好下场的出头鸟呢?

他们的领导——餐厅经理也是身不由己。拿这次出事的肉蟹煲为例,一般大城市的门店多以合营为主,总部不光要占股、还要负责日常管理,成本控制更是要自上而下贯彻,今天少扔一点、明天就多赚一点。

如果是加盟店的话,那就更没办法了。抛开那种乱七八糟的加盟骗局不说,各种正经牌子的套路也不少。加盟费、份子钱照收不说,秘方配料、桌椅板凳、甚至连设计图纸都得从总部高价购买,夸张点的开个店直接就奔二三百万去了。

开店的时候大包大揽,运营的时候可不就得精打细算?有的门店到晚上能剩下几十只螃蟹、几十斤鸡爪,洗吧洗吧拿去卖的话,还真不是笔小数目。

最可怕的是,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个案。在各个点评网站和社交平台之上,类似的投诉和差评也不算少见,但多数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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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这些老板,刚开始的时候不也踏踏实实做起来的吗,为啥现在对自己的立身之本这么不在意呢?

都是钱闹的。很多资金都在找好项目,吃饭是刚需啊,自然一直被关注。

早年间张兰做了个俏江南,好几个明星投资人给了钱,各种媒体各种吹,时不时就上封面,儿子娶了大s,虽然后来俏江南不行了,但现在一提张兰、汪小菲,动不动就是豪门……

只能说,豪门的门槛也是越来越低了,既然这么低,就有更多人想迈进来。比如都是火锅,一度挺火的小肥羊后来没了踪影,但海底捞的张勇倒是当了好久新加坡首富,乡村基名头不大,但开的到处都是,真功夫这样的即便家里打翻天,但餐馆还是能正常经营。

等到了近几年,这个思路被贯彻得愈发坚决。像什么黄太吉、雕爷都不行了,现在爆火的牌子基本都是差不多的路子——和府捞面背后站着CMC、腾讯和众为资本,红杉资本投了马记永,IDG投了霸蛮米粉……

想要被资本青眼相加,那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点菜快、上菜快、翻台也得快。用一位投资人的话来说,那就是——“中餐有厨师的我们不投”。

有机会你可以去这些连锁店的后厨感受下,看看里面的灶台和微波炉到底哪个更多?尽管不同门店的装修风格可能各异,但搞不好提供料理包的厂家都是一个……

除了这个,今年还有一个新词被资方发掘,那就是“成瘾性”。考虑到人类基因里对热量的狂热追求,高糖、高脂肪的奶茶冷饮烧烤芝士,以及富含咖啡因和酒精的商品往往更受青睐——今年餐饮业中10亿元以上融资事件有6起,均集中在茶饮、咖啡领域。

就算搞不定奶茶冷饮和咖啡,弄点酸菜鱼麻辣烫和火锅也不是不行,毕竟酸辣酥脆也是大多数人的心头所好,吃着吃着就上瘾了。

在“成瘾性”光明前景感召下,今年餐饮业的投融资热情也是空前高涨。截止2021年8月,中国餐饮行业投融资事件数86起,涉及到的投融资金额439.1亿元,超过2020全年的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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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这么多钱进来了,那问题也就来了。融资了要对投资方负责、上市了更要对股价负责,面对着激烈的竞争和盈利压力,很多事干着干着就丢了良心。

一旦公司开始过度关注财务数据和股价,就势必会想方设法的降低成本、减少研发、提高毛利率,久而久之势必会栽跟头——要么“偷工减料”,把菜价变得越来越高、或者把菜量变得越来越小;要么想办法搞菜品标准化,品牌自己下场搞供应链和中央厨房。

但其实所谓的中央厨房,其实就是个设了流水线的加工厂。在工业流水线思路的指导下,中央厨房包揽了从采买、切菜到烹饪的全过程,这不仅能扩大生产规模、压缩生产成本,更能稳定菜品质量,做出各种各样易于操作的料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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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运到门店之后,这玩意加热一下就能上桌,还费劲雇什么厨师啊?会烧热水、能用剪刀就行。

其实对店家来说,这只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一般非快餐类餐企的平均人力费用约占营业收入的22.4%,其中70%的成本来源于厨师;而厨房的损耗成本也不低,平均损耗率在5%至8%。

与其费劲吧啦地花钱培养厨师、承担成本,不如早早投身餐饮标准化、料理包和预制菜通通用起来,顺便还能多开点连锁店,兴许过几年还能上市敲钟。

只不过在行业升级的过程中,厨师这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职业恐怕也会跟着逐渐消亡。再过上几年,可能大江南北的宫保鸡丁都会变成同一个味道——流水线味。

味道变了倒也罢了,用过期食材、从黑店进货、糟糕的卫生,老鼠啃过的东西卖给客户……这种坏良心的店能有未来那也真奇怪了,搞不好,这恐怕又是一场膨胀迅速、崩盘惨烈的的资本狂欢。(来源:大猫财经(ID:caimao_shuangquan) 作者:猫哥)



                        

中国扫黑除恶看着不难 现实远比《扫黑风暴》更复杂                 
【研究员】:wh
从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对于犯罪的专项打击有几个不同的阶段:最早是在五十年代,那时候各种旧社会的顽固势力敏锐地感觉到了末日到来,和解放军打了一次你死我活的战争,百万解放军进山剿匪,扫除了这些势力,伤亡比三大战役都大,终于彻底扫平从大清遗留下来的这个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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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最近新上映的《扫黑风暴》,身边不少人看。央视上映的六集纪录片《扫黑除恶》,拍得也非常棒。今天不说片子,说说2018年开始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

本文涉及的案例都源于正规报纸报道,而且本文得到一位基层警察的大力协助,不然很多事我还真不知道,在此感谢这位民警同志。

背景

从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对于犯罪的专项打击有几个不同的阶段:最早是在五十年代,那时候各种旧社会的顽固势力敏锐地感觉到了末日到来,和解放军打了一次你死我活的战争,百万解放军进山剿匪,扫除了这些势力,伤亡比三大战役都大,终于彻底扫平从大清遗留下来的这个毒瘤。

当时等于新中国在1949年后又打了国内国外两场战争,国内就是剿匪,国外就是抗美援朝,这两场打完新中国才算是真正站住脚。当初蒋公还在纠结攘外还是安内,新中国给出了新答案,哪有什么顺序,我们都一起干!

随后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三次大严打,1983年、1996年和2001年。那段时间正是国家转型期,特别是经济转型对全社会每个人都造成很大冲击,当时的整个社会风气就是疯狂生长,很多人脱离了原有固定的生活圈子,一夜暴富成为一种可能。

为了追逐财富,有的胆子大的拿钱去做投机生意,胆子再大一点的直接做没本的生意,这个时期各种严重暴力犯罪频发,只得依靠强力机关来镇压。

那时候民间还散落着大量军火,所以现在看那时候的扫黑除恶,非常魔幻,给人的感觉就是那时候非常“武德充沛”,一次严打能打出来几万支枪,还有几百枚地雷,年轻人已经很难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盛况”。

最后是2001年后,2010年开展了第四次严打,打击的还是以暴力严重犯罪为主。但是从2000年以后,中国经济转型完成,特别是外贸发力,制造业大爆发,基建狂魔的属性开始显露。

经过十几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国,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中国不再单纯依靠外贸,经济重点也开始转向内需。随着经济发展,暴力犯罪渐渐减少,打击犯罪就不再重点放在刑事犯罪上,而是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打击保护伞为主。

这个也是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每一次对犯罪的集中打击,虽然看起来出发点和目的不同,深层原因都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各种犯罪行为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社会运行,同时人民群众的意见越来越多,需要进行一次强力打击。这就是2018年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的背景。

扫黑

今天主要说扫黑,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暴力元素越来越少。但是案件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涉及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暴力减少的原因也不复杂,2000年之后社会转型结束,经济发展加速,大多数人生存压力减少,都把目标全部统一到了“钱”上,敢闯敢干的人经过了转型期,基本上都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安安稳稳挣钱是王道。

而且经过80到90年代几次严打效果拔群,那些当时甚至直到现在,还在地摊文学和现代传说中亮相的悍匪和大佬,一个个都被干翻在地。特别是刑侦手段越来越发达,各种监控设施越来越多,想躲开监控几乎不可能。

中国对于恶性犯罪判刑又特别重,到了严打还要加大力度,偷东西多一点就是五年,粘个“抢”字就是十年朝上,和枪毒沾边很容易就枪毙了。有一段时间对于大案要案,命案更是要求100%破案,案子如果破不了相关人员都要受影响,当年的民警都压力山大,对犯罪分子来说更是如此,犯罪成本太高,大家做坏事的动机也就弱了。

所以到了新时代,国内暴力犯罪的数量急剧减少,各种“悍匪”都成了上个世纪的记忆,现在已经基本上没了类似传说,大部分悍匪在新手村就被民警抓起来扔局子改造了。同时犯罪组织的暴力色彩越来越淡,最典型的对比,就是1992年在云南平远街的扫毒和2013年在广东陆丰博社村的扫毒,这俩相隔二十年的大案就能看出来我国犯罪分子的蜕变。

两次扫毒都是因为两地大量制毒,涉及的人员都以宗族乡党聚集,对于警察的办案各种抗拒。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两次都出动了三四千的警力,在夜里突袭进入村子里抓人。

在平远街那次,毒贩在警察进村后,居然主动用冲锋枪手榴弹伏击,甚至在街上埋了地雷,被包围后用炸药炸开自家后墙,逃进山里依靠武器顽抗几天才被击毙。最后在行动中搜出了上千支枪数万发子弹几百手榴弹地雷和成吨炸药,虽然前期准备的非常充分,依然有三名干警牺牲。

等到20年后的博社村扫毒,从凌晨4点开始行动,天亮就结束了,期间几乎没有开枪。最后通过清扫,共发现了9支枪62发子弹,还有一颗手雷。据说那颗手雷因为长期保存不当,引信受潮根本没法用,几支枪还大多和子弹分开存放的很隐蔽,说是怕家里孩子拿到了瞎玩受伤。

不但如此,普通的犯罪分子战斗力也是越来越拉胯。最典型的就是2018年昆山“龙哥”的事情。说起“履历”这位颇为“经验丰富”,从2001年因为盗窃第一次坐牢,到2018年被“反杀”。17年里一多半时间待在监狱和拘留所,敲诈勒索打架斗殴寻衅滋事都干全了,属于蹲号子蹲“麻”了的老油条。纹了一身花,随身带砍刀,还开了个宝马,属于标准“狠人”。

可惜光混了个等级没有实际战力,天天以“cosplay”为主业,结果拿刀吓唬人刀都拿不稳掉了,被对面捡了装备直接KO。

市面上所谓的“社会人”,90%都是些龙哥那种腰围接近身高的货色,并且长期纵情酒肉,普遍三高患者,跑200米估计都要喘半小时。这些玩意真的打起来,估计连公园里健身大爷都打不过。战斗力基本来自国内黑社会三件套——光头、纹身、黑衣墨镜还有夸张的肢体动作和语言。

至于黑社会,在中国更是几乎不存在,2001年的电影《大腕》里葛优就说的很明确,“少在这跟我装黑社会,中国就没有黑社会。”

因为真正的黑社会,说的是那种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着犯罪组织,问题是在我国,只要任何这类组织稍微有点规模,就会被盯上,很快就会被修理,根本成长不起来。

所以中国的口号是“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只是黑社会性质,要求就比较低一些了,他们也制定规则,不过绝对不敢对抗政府,要么借着保护伞,要么借着政府没有明确条例,在政府规则的边缘游走一下,获得一些超额利益。

非主流黑社会

那为什么国家对于扫黑除恶的力度这么大呢?因为这时候黑恶势力转型成功了。就像《古惑仔》里,任达华的那句经典台词“现在是法制社会,靠打打杀杀不行了,记住赚钱要高调,帮派要低调!”

而在进入21世纪以后,严重暴力犯罪减少了很多,但是随着社会发展,经济总量越来越大,很多时候巨量的金钱在那里吸引着人。而我国黑社会,由于长期饱受社会主义铁拳的暴击,早已不像欧美那样从事高风险操作,而是经常做一些灰色业务,踩着线办事,但又不太违法。

我国基层县城什么的,往往有几百人的“权势集团”,其中大部分是科级以上干部,还有几十个各行各业的老板,外加少量江湖人士,比如看风水的算命的。一般情况下这些人互相都认识,就算不认识,通过一个共同认识的人就可以联系上,他们之间完全是熟人社会,形成了一个“熟人网络”,有啥事也是找关系解决。

而地方上的黑社会,他们的老大往往也作为生意人,锲入到我上文说的网络里。而且也不是做一些砍人杀人买卖,而是做那些暴利、劳动密集、利润大的行业,比如娱乐场所,土石方,菜场等等。

前些年拆迁比较多那会儿,为了对付钉子户,地产商当然不会亲自上,往往将这类业务“转包”给地方上的黑势力,让他们去做,这些人做大后,有了本钱和关系,又会进军娱乐和洗浴行业,把前期的钱转变成稳定现金流。

当然了,不是说洗浴中心都是黑社会开的,而是说黑社会转型正经买卖,一般会搞酒店和洗浴中心,毕竟让他们去搞高科技他们也搞不定。

此外最典型的就是做菜霸,上网搜一下各地这些年抓了好多,这些人其实就是在菜市搞垄断,强行把菜集中在自己手里,加价卖出去当个二道贩子挣钱。看起来恶性不大,其实影响很恶劣,造成整个链条上,种菜的没挣到钱,运菜的没挣到钱,卖菜的也没有挣到钱,他们赚到了。

或者很多基层地区菜市场每卖一斤菜,都得给某个大哥上贡两毛钱,看着好像不多,不过积少成多,一年下来也是个很大的数字,商家往往不会为了这么小的一点损失去得罪地头蛇,所以也就一直忍着,直到扫黑期间大家一起去举报,举报出来一大堆。

此外黑势力最密集的领域,也就是放贷行业。“山东辱母案”就是这类业务的典型。之前讲“地下钱庄”的时候就讲到了这事。地下钱庄有两类,一类是通过熟人做保借贷,如果接待人还不上,他的保人就得还,这类往往利息低但是门槛高。另一类就是谁来了都敢贷,但是利息极高,还不上黑社会就会去现场骚扰借贷人的家人。

这里说的“骚扰”,也不是单纯暴力,事实上更多的是恐吓和威胁,总之尽量不违法,毕竟违法了警察来了把他们都带走了,业务也没法开展了,具体操作大家可以看看那个“辱母案”,大概就是那样,总之就是“无限骚扰流”,但是又不太犯法,警察也拿他们没办法。

当年做这种生意还有一条产业链,就是娱乐场所+医美机构+贷款公司联手,三家玩成了一个闭环。一个女生(男的也有)进了三家之一就陷进去了。

比如你想去娱乐场所挣钱,老板会对你颜值提出建议,介绍你去医美,开出一个高价,你掏不起就让你贷款,然后你在娱乐场所挣的钱就会被直接划走。如果是去医美整形,你掏不起就会让你去贷款,还不上就“好心”介绍你去娱乐场所挣钱还债,然后你挣得钱就会被直接划走。要是缺钱去贷款,还不上就介绍去挣钱,说不定还会被“一鱼两吃”再去医美多借一笔。

反正在专项行动之前,社会总体是越来越安全,法制也越来越完善,但是总是时不时会有一些事情,就像电脑弹窗一样,不甚其烦的在眼前摆动。

保护伞

之所以会如此,其实深层的原因,就是以前社会法制不健全,进入新时代法制不断完善,但是难免会留下一些监管盲点,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就是保护伞的问题,很多恶势力得以有恃无恐,被群众告发以后却一次一次完好无损,甚至变本加厉,这一来气焰就嚣张起来了。这背后都是一张张保护伞的作用,很多黑恶势力往往跟基层干部有勾结。大量被扫出来的黑恶势力都是地方上多年的村霸乡霸,有的父子两代一大家子把持政府职务20年以上。

保护伞需要资金或者自己占有,或者拿到“上面”去运动职务,所以很多时候和黑恶势力与不法商人合作,不外乎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黑恶势力很多时候只是一个“马仔”的角色,靠山一倒瞬间就现出原形了。

最典型的就是以前经常爆出的强拆事件,由官员作为后台,开发商低价买地,然后雇佣社会人员强拆。轻微的就是骚扰正常生活,严重的暴力威胁,极端的有时就能弄出人命来。特别是农村集体土地,被征迁过程中数目大、原本的账目混乱、时间紧任务重。各方势力在里面上下其手,甚至有能把拆迁款一多半弄到自己口袋里的。这个剧情在那个《人民的名义》里有,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所以国家的扫黑除恶,真正开始不是2018年,而是从2012年十八大之后开始的反腐行动。

十八大以后,一轮轰轰烈烈持续到现在的反腐行动开始展开。一次内部大消毒把无数潜伏在内部,啃食党和国家根基的蛀虫挖了出来。

至于黑恶势力,大多不过是依靠保护伞蹭点便宜的货色,而甘于给黑恶势力做保护伞的人,恰恰就是反腐的重点“关注”对象。保护伞一被抓,黑恶势力不要说继续作恶,很多都会被牵连进来,做的事情哪里见得光?有人保着还能混混,真的一桩桩一件件抖出来,真的是进的来出不去。

最典型的就是孙小果的案子,1994年犯强奸罪,因为未满18周岁,又赶上躲过1996年的严打,只是两年轻判并保外就医。结果1997年不但犯了强奸还把人打成了重伤,逮到判了死刑,他继父发动关系人托人的想办法找到相关人,十万十万的送钱,98年十万可不是小数目。

把命保住了,后面一路想方设法到2010年弄了出来,然后继续作死,到2019年又打了人,赶上扫黑除恶专项,办案的人一眼就认出来改了名字的孙小果,结果不但把自己作死了,连自己妈和继父还有十几个当年和自己案情有关的官员都判刑了。

看了中国的扫黑除恶,很容易会觉得其实也不难。这里不得不说,在扫黑除恶这一块,和中国人比,其他国家基本都不够看。

原因很简单,还是社会体制的问题。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当地的犯罪团伙武力都不可能与政府对抗。特别是进入了21世纪,一个正常的政府打击犯罪组织都不难。这个可能有小伙伴要跳出来反对,说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这些拉美国家怎么回事,这里打个岔多说几句。

这些拉美国家不管是黑帮还是毒枭,所谓和政府军对抗,政府无法消灭他们甚至不得不和他们停火和解,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这都是当地政府懒政的结果,和无能一点关系都没有,和犯罪集团势力强大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谓懒政,就是这些拉美政府不愿意管理犯罪集团的势力范围,之所以不愿意是因为“不划算”。大家在电视新闻看到拉美毒枭黑帮拿着武器和政府军对抗,两边打的枪声震天,但是有没有想过——政府军居然拿着步枪和人打?70年前李云龙都知道要二营长把意大利炮拉上来,拉美政府连二营长都不如?

事实上即使号称世界上最“佛系”的巴西军队,都有上千装甲车还有几百辆坦克,要说这些东西打侵略战争是白给,对付贫民窟里使用冲锋枪的黑帮不够使?见过现代火炮的杀伤力么?

之所以拉美国家不去清理犯罪集团,而是任由做大,就是不愿意给自己增加负担,黑帮毒枭占领的地方大多是贫民区和山区,这些人在里面管理,能装自来水能通电就算是乐土了。如果政府上去把底盘抢在手里,这些地方又穷又破,人很多失业还吸毒,建设的话投入不知道哪辈子能挣回来,不建设又说不过去,而且说不定乱局还会蔓延开来。

还不如借着扫黑的名目建个墙隔离开,这种法子简单明了。而且川普之所以提议修墙,他从小生活的社区就是被一圈高墙隔离的富人区,24小时巡逻,外面的贫民根本不许进。

但是关键时候政府要来真的,比如2016年巴西里约奥运会,因为里约的治安太差,国际社会都说黑帮可能会破坏奥运会(黑帮表示我去破坏我图什么?),巴西政府开着装甲车进贫民区转了一圈,算是“打个招呼”,结果奥运期间黑帮都在家看比赛,没有几个跑出来闹事的。

至于有些毒枭一直在拉美混的风生水起,主要是他们的政府太烂,官府和毒枭勾结的太深,到最后投鼠忌器。大家注意下,所有的烂国家都差不多,都是黑白勾结,到最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都没法切割,自然也没法治理。

比如上海滩上蒋委员长对杜月笙都敬三分,不少人以为蒋惹不起杜月笙,拜托,军阀卢永祥的儿子曾经暴打过杜月笙的大哥黄金荣,屁事没,说明啥,说明只要没有勾结,打那些黑社会跟打狗似的。

其实严格地说,中国有个岛上黑恶势力非常的猖獗,封建余孽和旧势力一直没有得到铲除,黑社会头目不但光天化日之下露面,而且和政府高官平起平坐。黑老大被警察扫了赌场,居然还在报纸上公开署名发文,叫板要干死当地警察局长。黑道大佬死了,几千黑道人物送葬,要出动几百警察维持秩序。而且比较奇怪的是,有人说这个地方“最美的是人”,匪夷所思。

这两年新闻里不断提到的一句话叫“壮士断腕的勇气”,看完本文,大家应该体会更深了。

整体而言,我对未来还是挺有信心的。首先相信随着社会的向前,年轻人们的观念越来越“正常”,对各种丑恶现象容忍度越来越低,舆论本身就是力量,这几年大家也注意到了,通过这股力量,社会自然会慢慢变好。其次相信网络会继续像阳光一样照射那些见不得光的东西,照谁谁死,这无形中会加大违法被抓概率,也拉高了违法成本。最后,我们的政府是个有为政府,只要一直保持初心,就没啥搞不定的问题。(来源:九边(ID:ertoumu893) 作者:九边)



                        

治理饭圈只是个开始 揭秘饭圈捞钱内幕                 
【研究员】:wh
网信办启动的“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重点打击5类饭圈乱象。鼓动饭圈粉丝攀比炫富;诱导未成年人应援集资、高额消费、投票打榜等行为均在严打范围。不止一位资深饭圈人士表示,饭圈不良风气明显收敛,“至少不敢明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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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和某偶像经纪公司合作的王飞,分享了他亲历的一幕。公司的杂货间堆满了某位偶像的周边产品,他亲眼看见一个年轻女孩从里面找了一堆,抱到公司直播间的角落,装作在自己的家里开始拍照。几分钟后,他在这位偶像的粉丝群里看到了照片,女孩在群里假装激动的感叹,“第一批抢到了啊啊啊啊”,群里的一些人开始应和,“羡慕”“好好看!”

他表示,就这样,在这种气氛的烘托下,总成本不到10元的周边,以过百元的价格,卖出了十多万套,公司轻松入账一千万。其实,粉丝群里群主、大粉,以及恰当推波助澜的“粉丝”,背后都有公司的安排,连偶像每天在群里发出的早安、晚安心语,“都是我代发的”。

不过眼下,这些套路不好用了。网信办启动的“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重点打击5类饭圈乱象。鼓动饭圈粉丝攀比炫富;诱导未成年人应援集资、高额消费、投票打榜等行为均在严打范围。不止一位资深饭圈人士表示,饭圈不良风气明显收敛,“至少不敢明着来”。

整顿还在继续。8月23日,包括“赵丽颖全球粉丝后援会”、“赵丽颖微吧”等上百万粉丝的大号因互撕遭到微博禁言,赵丽颖本人也出面发微博致歉。再往前追溯,根据七麦数据,桃叭、超级星饭团、魔饭生Pro等多款追星APP,在8月10日集中从苹果应用市场下架,至今未恢复。

最新动态是,8月27日,网信办再发通知,治理包括“取消明星艺人榜单”、“优化调整排行规则”、“严管明星经纪公司”等10项乱象。在下线了明星势力榜后,微博取消了明星超话排名。

一系列监管政策,对饭圈来说是一场大地震。其实,饭圈除了普通粉丝,还有后援会、中间商、集资平台等组织,它们依附于饭圈,赚得盆满钵满。曾有资深饭圈人士对深燃感叹,饭圈的运作模式,不亚于一家风投公司,背后已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如今饭圈捞钱还容易吗?和多位追星超10年的资深饭圈人士、前后援会会长、后援会成员、中间商、站姐、普通粉丝聊了聊,他们都感叹,不论是个人还是平台,在浑水中捞钱没那么容易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开始有人把集资渠道转移到微店及外卖平台,以更隐蔽的方式进行。治理饭圈,现在或许只是一个开始。

后援会捞起钱来有多狠?

在饭圈,后援会是权力的中心,也是跟钱关联最密切的地方。

王可可所在的后援会近期关闭了所有集资通道,表示“各家都在低调”。但以往“捞钱”的盛况,还历历在目。她讲述了常见的“操作方式”。

后援会的资金来得容易。集资是最主要的方式。一种是单纯号召粉丝打钱,为后续应援做准备。偶像比赛期间,粉丝的集资是最疯狂的。此前有统计显示,截至4月22日,桃叭APP上《创造营2021》决赛圈选手的总集资额高达1.5亿,平均每位选手613万。平时,除了常规的艺人生日会、新专辑发售期等需要应援费用的场合外,有的后援会还创造出了“专辑满月酒”、“集资PK”等五花八门的理由,进行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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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收上来了,花到哪里,并不是一本透明账。

管理这笔钱的人权力较大。此前就有大粉对媒体提到,她运营过的一个CP后援会,比赛期间集资2000万,剩余500万,在余额宝里放着,每月就能收益1万块钱。

花钱的人,也可以从中赚差价。前后援会成员钱千千表示,她在做应援的时候,商场大屏的工作人员开发票时会主动问她,费用虽然是1万,“你觉得在单子上填多少合适?”,她说,如果多填几万,可以轻松拿到差额。

另一种是以购买周边的名义号召粉丝花钱,只不过售价远超成本价。杨果果是《创造营2021》某选手的粉丝,在比赛期间在集资平台桃叭上购买了299元的周边。她说她曾经做过工厂项目,知道这些应援物成本不到50元,但作为对偶像的支持,还是下单了。没想到后援会迟迟没有发货,“购买的大几千人肯定是有的,几十万差点追不回来了”。她说,后来收到货质量不及预期了。

除了集资环节,后援会还有很多可以产生收益的地方。最简单的是跟商家合作,售卖偶像的周边产品,赚取提成。张小小在2015年前就追韩圈,当过大站姐,也当过后援会会长,她表示,会有商家主动找上门,表示只需要后援会把售卖链接挂出来,别的什么都不用干就能提成,比如一件售价80元的T恤,卖出一件提成20元,卖出1万件,就赚20万。

还有一些承接应援活动的中间商,看应援订单量大、活动多,会主动讨好后援会,给相关负责人发红包,以维持后续合作关系。曾在后援会管理层待过的粉丝高思思就经历过,她说“一个人发一两千红包,单子多了,积累的钱就多了”,她表示,遇上选秀时期,如果盯着回扣,一两个月从中赚几万到十几万,不是问题。

羊毛出在羊身上。一位中间商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应援活动的实际价格1万,他报价3万,赚2万,会再从赚的钱里发一两千红包给后援会的人。

是谁赋予了后援会这么大的权力?是否有监管措施?

某偶像经纪公司资深员工孙强表示,“偶像没作品,靠的只有数据”。这是数据构建的虚假王国,推新人时他们就会找职业粉丝做兼职,代运营粉丝应援站,引导大家如何打榜、做数据、做应援。在这样的运转逻辑下,也放大了能组织做数据、应援的后援会的权力。

混迹饭圈多年、当过站姐的王菜菜表示,后援会账户是公共账户,有详细记账流程,还有会长、财务、监管“三权分立”制衡,和超过10个人共同管理。

但实际的情况怎么样?“很多所谓的监管,只是给粉丝看的”,张小小当时领导的后援会,在财务上的确还有其他负责人,“但他们只跟职能组沟通,我才跟商务方直接对接,钱就在我这里,他们管不了。”

她说,不排除有清廉的后援会,比如“职能组”就与钱关联不大,但一旦涉及到钱,就十分考验人性。很多后援会的人是刚毕业的学生,一个月工资五六千,但后援会发展起来,一个月可以拿几万,远超工资,“隔一段时间拿钱,没人能看出来,为什么不源源不断的拿呢?”

另外,一位后援会成员表示,后援会必然会把费用花在打投(为偶像刷数据、刷话题)里,但直接在公布的账单里写明这些费用的去向,就是承认为自家偶像数据作假,“大家不会写出来,整个账单也没法透明”,即便是内部监督组,也不一定知道金额的真实去向。

集资平台,靠抽佣躺赚

还有一股力量也在“收割”粉丝的钱,后援会的资金来源,离不开这些平台。

目前国内可供集资的追星平台是桃叭和Owhat。一位接近Owhat的知情人士表示,Owhat是国内最早可集资应援的平台,在2014年韩流很火时,就抓住粉丝心理,召集站姐、后援会入驻,获得了第一批粉丝用户,“很多平台的集资方式都在学Owhat”,他表示。

另一款追星平台桃叭,则在2020年才上线。据上述人士介绍,相比于Owhat一直免手续费,桃叭的提现当天到账手续费是1%,也就是说每提取100万资金,手续费即1万。费用虽然高,但不止一位饭圈人士提到,桃叭受欢迎是因为认证相对简单,更重要的是“提款快”,一天就可以提取,而Owhat审批流程久,需要三天后到账。

有业内人士提到,榜单是刺激粉丝花钱的一大诱因。Owhat、桃叭有多个关于经费的榜单,比如一个明星周边,谁的粉丝花钱多,谁就排在前面,在《青春有你3》、《创造营2021》比赛时期,桃叭还上线了选秀观察台,以票数进行排名,同时显示集资金额。数据不好,显得偶像没有排面,粉丝为了自家偶像排名更高,呼吁不要分流(即去其他平台集资),这些平台就这样把粉丝牢牢拽在了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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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张小小觉得惊心的,是赛时(选秀比赛时期)后援会在桃叭上的集资battle。她举例,后援会为了给粉丝打鸡血,会在榜单上找势均力敌的偶像粉丝battle,比如第四名找第三名,定一个时间,“今天晚上6点开始,到晚上10点,限时4小时,看谁集资金额多”。

在豆瓣小组里,至今还流传着大量集资battle的宣传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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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诱发大家集资的策略罢了”,她表示。她见证过这样的狂热,几个顶流同时参加同一台晚会、不同节目的选秀艺人,粉丝间就会相互battle集资,两家粉丝旗鼓相当,尤其能激起斗争欲,他们还会给出一个集资策略,“比如前几分钟要破多少万(即插旗),在两到三小时是拉锯时间,最后关头需要有大钱往里投,打鸡血”,在她看来,这其实是要尽可能多的让散粉掏钱。“很多学生粉丝,一激动打进去了好多钱,事后后悔了钱也退不出来。”

3月14日,《青春有你3》与《创造营2021》的热门选手余景天、刘宇、张嘉元、甘望星四家集资battle,涌入的人太多导致桃叭崩了,一度冲上热搜,在这次“集资PK”里,几小时时间,余景天、刘宇分别集资了202万、34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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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援会从经纪公司处获得的特定活动资格或周边,也会在集资平台上竞争。在限定时间内,谁打的钱多,谁就获得。在张小小看来,后援会和集资平台之间,早已是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

这其中平台能挣多少钱?桃叭上,《创造营2021》决赛圈选手粉丝共集资1.5亿,按1%的手续费计算,平台躺赚150万。Owhat虽然不收手续费,但提现的周期长,一位饭圈平台的前员工感叹,“平台靠着这些流水和钱,拿去做其他的,都很够赚钱了”。

除此之外,平台集资数据可以“倒灌”。一位资深粉丝举例,在集资平台上,集资100万,取出时,手续费扣1%,还剩99万,再存进去后,在前台显示的数据就是199万,如此往复,可以倒灌出极高的显示金额。粉丝为了挣面子,会这样操作,但平台在多次的存取之间,赚取了高额手续费。即便她混迹粉圈多年,也忍不住瞠目结舌。

就桃叭是否存在诱导集资倾向等问题,致电桃叭创始人郑明贵,对方表示暂时不方便,并挂断电话。后桃叭另一名相关负责人表示,“桃叭已于8月13日关闭经费众筹、应援资源、二手周边的交易通道,并在APP内做出告知。我们的态度就是配合清朗行动,坚决支持理智追星”,但其对相关问题未直接回应。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郑小强律师表示,这一饭圈行为更像是定向捐赠行为,很难说平台的行为是在诱导集资,而更像是诱导消费。平台为集资提供了技术支持,如果发起人涉嫌侵占财务、携款潜逃,平台先期未能尽到审核义务就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集资悄悄转向微店、外卖平台

眼下,集资风气已经有所改善,不过还没能完全杜绝。据站姐吴乔乔观察,在多款集资平台APP下架后,最近一部分粉丝将集资阵地转移到了微店。具体的操作方式是,后援会或组织者在微店上“开店”,粉丝购买店内的某样商品并付款,但实际上大多不发货。之所以选择微店,据她介绍,“在微店开店审核门槛低,而且到账速度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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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粉丝聚集地豆瓣小组、微博超话上,发现不少微店的讨论。比如朴灿烈吧被曝出吧主卷款千万潜逃的消息后,最近正在进行新吧主竞选,投票链接即是在微店,每投一票,需要支付6.1元,有粉丝在评论问,为什么投票还需要付费?另一评论回应,费用留作后续应援使用。目前,该链接已下线。在此之前,还有粉丝在豆瓣上发布消息,鼓励在微店“团建”(集资的另一种称呼)。现在已经有极多偶像后援会在微店上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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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粉丝的介绍,尝试在微店上“开店”,打开微信小程序“门店微店”,注册账号涉及商家名称、电话、分类、商家logo、商家地址、商家坐标,深燃依次填写资料,并在支付9.9元后,客服通过审核,给出店铺的二维码。上传商品图片后,通过该二维码,其他人能拍下并付款。通过客服发送的网页链接可申请提现,收取2%手续费,客服还表示提现资金会直接到账微信零钱,24小时内到账。开店全程都不涉及身份认证、营业执照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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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燃就微店小程序开店的审核要求、饭圈集资或转战微店等问题联系微店工作人员,未获得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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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吴乔乔介绍,还有一些集资转移到了外卖平台上,即后援会在外卖平台上开设“店铺”,粉丝去店铺上下单,在他们的操作下,店铺可以不用发货,资金到后援会手里。

张小小也证实了这一说法,据她了解,在一些规模较小的电商类APP上上架商品,同样可以集资。

高思思介绍,这其实和之前一些后援会售卖虚拟电子海报的方式类似,让散粉拍几百份,拍完后有一个自动工作平台,给相应账号发一张图片,也相当于变相集资,“懂的都懂”。豆瓣上,有评论表示,“只要有交易链接,就还有集资机会”。

但这种说法遭到张小小反驳。她表示,可能还会有人会开小群,利用支付宝转账、群收款等方式集资,但这些和在集资平台公开集资相比,范围要小得多。而且,集资平台被整治后,粉丝会意识到公开battle集资是不对的,他们也不想自己的行为影响到自己喜欢的偶像,进而不再参与进来,她觉得是一个好的开始。

某偶像后援会的数据组成员周鸟鸟说,他们后援会已经关闭了所有的集资通道,即使是做数据,也是出于自愿,而不是竞争攀比。

一位经纪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如果可以不用这么被裹挟着做数据,不被资本绑架,也许反而可以给真正做偶像经纪公司的人带来机会。打击了集资和应援,失去了利益,让这个充满灰色的地方清朗一大半,但除此之外,不止一位粉丝提到,部分引战的营销号仍在活跃、韩圈粉丝还在集资的现象,都还值得关注。

“粉丝集资行为目前还处于法律监管的灰色地带”,郑小强告诉深燃,这是粉丝自愿为偶像付出不求自身得到回报的行为,若集资发起者卷款潜逃,满足了侵占罪的条件,尚不满足刑法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需要注意的是,若想追究发起者的侵占罪,需要被害人即参与集资的粉丝们亲自到法院诉告,单纯以报警维权是没用的。

到目前,杨果果在桃叭上的钱还没有追回来,她说她要远离饭圈了,“我的钱我自己做主,不想粉明星了。”她说。(来源:深燃(ID:shenrancaijing) 作者:李秋涵)(文中王飞、王可可、钱千千、杨果果、孙强、王菜菜、张小小、高思思、周鸟鸟、吴乔乔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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