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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基金业另一个残酷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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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7-5 08:15:0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外企入华四十年 看中国“世界工厂”向“世界研发”的崛起》: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外商直接投资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以上,尽管有IBM中国研究院和微软亚洲研究院这样盛名远扬的外资研发中心在中国成立,但改革开放的头20年,投生产才是外资在华的首选。截止2003年底,我国累计批准设立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已近47万家,但外资在我国设立的研发机构仅有数百家,占比不到千分之一。

“东莞塞车,全球缺货”的奇观,是改革开放后到21世纪初的中国经济由落后到崛起的写照:借助廉价劳动力和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吸纳了低端制造业转移的中国拿到了“世界工厂”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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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百年 国际视角下看中国共产党成就的重要性                 
【研究员】:wh
中国走向复兴之路与世界面临严重危机这种反差,对当前国际形势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中国乃至全人类都面临关乎世界各国发展的重要十字路口。这并非夸大其词,而是事实。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步伐空前加快。

                                 

【博览财经特稿】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件头等大事。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角度来看,同样也是如此——带领中国走向民族复兴的是中国共产党。

实质上,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向中国人民作出承诺:如果你们支持我们的社会主义纲领和路线,那么中国将逐步摆脱西方国家和日本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施加给中华民族长达一个多世纪的难以平复的苦难、分裂和屈辱。从1839年至1949年,近1亿中国人死于外国直接干预导致的战争或内战、饥荒,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灾难。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何等深重,以及为克服这些苦难所付出的斗争代价何等巨大。

显然,从国家的角度讲,中国共产党兑现了对中国人民所作的“实现民族复兴”的诺言。在外国军队在中国耀武扬威一个世纪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国家敢侵犯的大国。

1949年以后,决定中国国家命运的是中国人民,而非其他任何人,这是许多代人以来的第一次,中国完成了民族独立。下文将进行的社会数据分析,都不足以反映中国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所取得的全部成就。

但是,由于诸多重要原因,不仅要在国内层面的分析框架里,还要在国际背景中探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首先,对这种国际背景和国际比较做出准确的判断,有助于了解中国所取得的发展成就,看清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这一进程中所发挥的了不起的作用。

其次,它反映出中国的命运与整个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走向民族复兴,不仅对本国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对全人类的发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的发展成就、中国的复兴,有助于塑造全球局势。因此,这不仅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本国的重要性,而且也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的重要性。

第三,这些事实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人民再创佳绩,不仅要考虑到国内形势,而且要考虑到国际形势。这同样直接关系到最近关于中国国际传播工作的讨论,尤其是5月31日习近平主持的关于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

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围绕当前的国际背景,论述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所蕴含的重要意义。

世界深陷危机,中国风景独好

中国走向复兴之路与世界面临严重危机这种反差,对当前国际形势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中国乃至全人类都面临关乎世界各国发展的重要十字路口。这并非夸大其词,而是事实。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步伐空前加快。但与此同时,各种国际势力正试图阻止中国发展——美国当权派对中国发动的“新冷战”,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

此外,美国对华发动这轮“新冷战”的国际背景是,人类现在正面临一系列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数十亿人的重大危机,其中最严重的危机足以消灭一部分人类。

首先,也是最直接的表现是,某些国际问题(核战威胁、气候变化、世界经济形势、新冠疫情等,这里只列出几个最有威胁的)如此具有影响力,以至于它们会即时影响到中国自身的命运。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避免这种影响。

核战争的后果众所周知——核战争足以消灭一部分人类,在此不作赘述。但据科学家估计,即便没有核战争,在十年内也应采取果断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否则人类将面临无法控制的风险,这些风险至少将严重影响数十亿人的生活品质,最极端的情况将严重威胁人类文明。

从短期来看,威胁程度较轻的新冠疫情在国际上并没有得到控制,它除了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大量生命损失,还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世界性经济衰退。据世界银行估计,此次疫情将使全球约一亿人陷入贫困,数亿人收入下降或失去工作。

总的来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于“中国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说法准确无误,毫不夸张。

一个世纪前,世界面临着从根本上重塑世界格局的变化——美国取代英国的金融和经济霸主地位;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出现新局面;然后是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接着是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最终引发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战争,这也导致了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覆灭。

虽然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有所不同,但它们对人类的影响同样巨大——特别是核战争,以及长期以来不受控制的气候变化的影响,它能够使地球上的部分地区无法居住,将令当前各形态的人类文明面临普遍危机,这种危机与法西斯主义对人类的历史威胁不相上下。

鉴于这种情况,除了其他可以提及的威胁和可能性外,习近平反复强调了中国国内形势与这种国际背景之间不可避免地相互关联:“‘地球村’的世界决定了各国日益利益交融、命运与共。2”因此,从积极的角度看:“中国人民深知,中国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3”这反过来说明,国际形势处于不利局面时,中国也无法独善其身。因此,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对中国自身和世界的发展都至关重要。

然而,这与另一个问题交叠。由于中国正走向民族复兴,为阻止中国成功,美国在经济、军事和舆论等诸多领域对中国发难。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如下文分析所示,中国与世界交流有助于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入了解。

国际视角下中国共产党成就的重要性

如下文分析所示,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是最重要的问题。相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国际传播工作是居于第二位的、但仍然重要的问题。

在5月31日的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习近平抓住问题的重点,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需要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他强调,中国应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要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人民日报》指出:“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提出,主动宣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31日的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也强调,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阐释,帮助国外民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奋斗。”

由此可见,这些都是关乎中国国际传播的关键问题,直接关系到国际社会能否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成就。这才是国际传播准确的起点与基础,而非外国媒体,甚至部分中国媒体上存在的中国国际传播应该“更软”,或“更硬”,应该要或不要“战狼外交”等肤浅论调。

在这一点上,我或许可以发表专业意见。我曾任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一职长达八年,当时我负责伦敦的国际推广和市场营销。这涉及到每年数千万美元的预算,以及与世界顶级公关公司的合作。显然,强大的营销机制取得了成功——明显的例子就是赢得2012年奥运会主办权。除此之外,我在英国也进行过多次成功的竞选。

这些在实践中获得的成功经验有力地印证了理论。成功的沟通、推广和营销的关键,是必须且只能说实话……但要巧妙地说实话,就意味着要正确把握形势的关键特点。

这直接关系到国际社会能否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所获得的成就——因为对中国国际传播的任何分析,都必须从客观评价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入手。

中国取得了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社会成就

5月31日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引发热议,有媒体评述:“由于中华民族谦虚低调的文化传统,中国不是一个喜欢向其他国家宣传自己的国家……我们的国家认为,只要把工作做好,就没有必要说这些话,然后别人真诚的赞美就会自动出现。”

虽然就个人而言,谦虚可能是美德,但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以谦虚低调的态度表达立场,未必是好事。正如我往常所说的,对于严肃的事件,“乐观主义”“悲观主义”“夸大其词”“谦虚低调”均非美德,唯有现实主义才是美德。因此,要判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际传播工作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就必须以严谨客观为出发点,不能丝毫夸大中共建党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

对这些事实进行的任何分析,都会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简单结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为人类历史上最多数量的人口,实现了生活品质的最大改善。这并非一个狂热的爱国者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夸大其词或花言巧语,而只不过是道出事实而已。

但是,这样一个关乎人类发展的重大事实,必然将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最大的影响,这不仅有助于国际比较和分析,也将有助于中国国际传播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成就有多了不起

描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根本不需要夸大其词。除开中国自身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中国共产党把一切外国势力赶出中国,中国在经历了外敌入侵和内战之后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首次有权利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

中国取得了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和经济成就。这不仅是事实,而应当成为所有与中国国际传播相关人士的出发点。下文将就这一点进行论述。

2020年,中国不仅按照国内标准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且按照世界银行界定的国际标准,中国即将跻身世界高收入经济体——这一目标将在2023年实现。

这并非仅仅是或主要是经济成就,其最大的影响是在生活品质、预期寿命、教育、文化,还有在生活中做出真正选择的能力,以及其他关乎人类福祉的诸多方面得到了巨大的改善。

众所周知,中国人民生活品质得到空前改善,是在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实现的——无论是从客观角度出发,还是国际传播的角度出发,强调两个时期的相互联系都非常重要,因为国际社会试图从“历史虚无主义”这一更为刁钻的角度强行割裂两者,拉一个时期,踩一个时期,以达到攻击中国的目的。

1949-1978年,中国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这为日后中国经济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但除此之外,它的总体影响是中国创造了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奇迹。经济学家都知道,平均预期寿命是衡量社会总体状况的最佳指标,因为它概括了收入增加、良好的医疗保障、教育和环保改善等所有正面趋势,以及贫困、糟糕的医疗保障、缺乏教育或环境退化等负面因素的综合影响。

1949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三岁,到1978年时则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五岁。简而言之,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从一个生活水平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生活水平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1978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多的人口生活品质得到如此巨大的改善。

然后,从1978年开始,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取得了人类史上主要国家中最快的经济增速。1978-202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2%——经济规模增长了40多倍。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持续保持如此高的增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也是一种史无前例的体制。正确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施改革开放,使中国避免像苏联上世纪70年代那样陷入经济停滞。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不仅体现在实践方面,而且也体现在理论方面——创立了一种经济体制并将其概念化,而这一体制被已证明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体制。

从戈尔巴乔夫开始实行的苏联政策带来了民族灾难、经济灾难,为叶利钦执政时期资本主义的复辟开辟了道路,而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则确保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由于篇幅有限,无法详细分析这一问题,但这还只是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伟大理论成就之一——与苏联相比,中国共产党实施了截然不同的政策,结果取得了成功。总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不仅体现在实践方面,而且深深地体现在理论方面。

习近平就1949年后中国的两个发展时期正确地指出:“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仅仅用70多年的时间,也就是一个人一辈子的时间,从这样的一个穷国跻身高收入经济体,堪称史无前例。

显然,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所惠及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任何国家能望其项背。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经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国家是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当时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美国在内战后经济快速发展,但当时其人口也仅占世界人口的3.2%。1929年后经济快速增长的苏联人口占世界人口的8.4%。但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之初,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也即是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之初所惠及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和苏联比都接近3倍。

就惠及人口的平均生活水平而言,1978-2020年,中国居民消费增长1800%——平均增长了18倍。同期居民消费增速仅次于中国的大国——印度尼西亚居民消费增长920%。中国居民消费增速是其他大国的至少两倍多。

要了解这种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对世界的影响,有必要指出中国的人口比所有其他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口加起来还要多——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近18%,现有其他高收入经济体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6%。因此,中国跻身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将使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中的人口翻番不止——这是一件影响世界的变革性事件。

按照世界银行界定的国际贫困线标准,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使8.53亿人——世界上四分之三的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总之,全球减贫首先要归功于中国。

如上文所述,除了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外,平均预期寿命是衡量社会总体状况的最佳指标。到目前为止,人均GDP是决定平均预期寿命的最重要因素——据统计,预期寿命有73%可归因于人均GDP,但27%并非如此。因此,通过衡量一个国家的预期寿命是高于还是低于根据人均GDP水平应达到的预期寿命,就有可能衡量其他社会条件的影响。

例如,美国人均预期寿命比其按人均GDP该有的预期寿命低两岁,而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比其人均GDP该有的预期寿命高两岁多。也即是说,对中国来说,非直接的经济因素(医疗保障、学校教育、环境状况等),甚至好于经济增长。

这些数据证明,发展的目的并不在于让经济快速增长本身成为终极目标,而是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数据显示,中国人民生活品质改善的程度,甚至比其无与伦比的经济数据所显示的更高。

中国发展成就对世界产生变革性影响

让我们回到起点。国际比较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多数量人口生活品质的最大改善。或者,正如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所说:“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30多年里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不仅仅在地缘政治、文化和其他方面上兑现了对中国人民的承诺,而且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多数量人口生活品质的最大改善。这并非花言巧语,而只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成就的一种记录而已。对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任何评价,都必须以这些事实为依据。

民族复兴与国际传播的相互关系

上文的分析,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客观事实,这也解释了中国政府的民众支持率极高的原因——甚至西方民调研究报告也经常显示,中国政府的民众支持率超过90%。这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最高的,远远高于西方国家。

但要了解中国的客观情况和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的重要性,以及完成国际传播的任务,就有必要看清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之间的区别。明白了国际传播的重点,那么就应围绕它来安排其他事项,而非仅仅关注技术性问题。问题在于,不仅从国内的重要性,而且从国际的重要性出发,什么内容必须要在国际传播提及?用西方公共关系的说法,什么样的“叙事”必须得以讲述?

对此,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意识与认识持严谨的现实主义态度——没有任何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成分。马克思主义也不认为绝大多数人的行为都是基于抽象的道德标准——无论是在日常活动中,还是在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人类各阶层心理上的“常识”或“道德”观念,实际上是他们物质上自利的一种表现而已。

这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当然,每个国家都有相对少数的人,能够并将基于人类的普遍利益行事,或支持其他国家——这些是每个国家的“先锋队”。但是,与“先锋队”不同,各国人民都是基于物质利益行事。对中国人民来说,中华民族复兴符合他们眼前的物质利益,因此这可以成为激励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口号。

但在中国以外,情况截然不同。国际上数量相对较少的“先锋队”支持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因为他们认为这符合中国的利益,或者因为他们认为这符合人类的普遍利益,或两者兼而有之。与这些势力交往很有必要,因为他们是支持中国的稳定的力量源泉,而且中国以外的世界有60多亿人口,“先锋队”即使是少数,也会有数千万。

但是,世界大多数人口,即数十亿人,不会团结在不直接触及他们,或者不回应他们的私利诉求的事业下。因此,虽然“中华民族复兴”这样的口号适用于中国群众,但不适用于中国对外交往要打好的群众基础。要想争取这些群众,就必须让中国以外的人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既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正是意识到这一点,习近平顺势提出“命运共同体”理念,即当前世界形势下指导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核心原则。这反映了客观事实,它是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内群众和国外群众的基础,也是中国国际传播争夺国外群众的关键。“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客观情况,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物质利益。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西方古典经济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的渊源是清晰的。马克思吸取了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是拉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的理解,他将其更准确地命名为“劳动社会化”。斯密本人曾指出,如果没有劳动的社会分工,停留在个体生产的人类将仍然处于欠发展、更准确地说是不发展的极端原始状态。正如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所说:“劳动生产力、人类劳动技能以及思维判断力的大幅提高,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

正如马克思强调,人类社会进步发展是建立在劳动分工/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他就此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从小规模地方化生产开始的人类,通过劳动分工/劳动社会化而取得进步,在现代全球化生产中达到高峰——其中,人类通过相互联系的全球规模生产联结在一起。正是这种劳动分工/劳动社会化的全球化规模,使现代生产得到巨大发展,从而使人类的巨大物质进步成为可能。

但这种劳动分工/劳动社会化也因此催生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因为在这样一个全球化体系中,每个国家的发展都直接和间接地与其他国家的发展日益联系在一起。

因此,这种现实当然是马克思主义清晰的隐含意义,不过它是由中国共产党率先明确提出并形成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基石。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发展的一个突出例子——它牢固地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西古典思想,但又以直接联系和反映当代现实的崭新方式加以发展。

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所说:“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愿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为民族复兴和人类解放做出贡献

习近平很清晰地指出了中华民族复兴与人类利益之间的这种关系。由于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因此这必然同样适用于中国:“我们的责任,就是……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或者,正如习近平2017年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对话会上所说:“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

因此,这是分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际传播在世界上重要性的基础。要使中国国际传播与习近平核心理念接轨,就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也即是说,中国国际传播媒体要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中国好声音,让国外群众认识到,中华民族复兴符合人类的普遍利益。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在理解国际传播的总体框架内,“中华民族复兴”口号与“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有区别的,前者有利于争取中国群众,后者有利于争取国外群众。而这引伸出更多具体的问题。一是运用中国理念,而非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错误框架。

《人民日报》写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环球时报》记者杨升和CGTN主持人刘欣在分析习近平讲话时指出,习近平更加注重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

从笔者个人经验来看,这至关重要。由于笔者不是中国人,部分中国记者误认为笔者可能会和西方一样批评中国,因此在和笔者交流时会说出一些他们在公开场合不敢说的真实想法。不过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中国记者在国际上报道中国的真实情况有了非常出色的案例。但特别是在过去,我很震惊地发现一些中国国际传播从业人员事实上接受西方的框架——支持西方关于西方政治制度具有优越性的观点,支持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等等。

盲目接受西方的框架,对判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际传播在世界上的重要性来说是致命的。以我参与竞选活动的丰富经验来看,大众宣传、鼓动或传播最基本的原则是,设置论战议程的一方会赢得选举。所以最首要、最基本的斗争,就是围绕议程设置的。

如果中国的国际传播接受了西方的分析框架,比如西方对“人权”的虚假定义,那么中国的国际传播中就不可避免遭到失败。因此,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比西方更加符合客观实际的中国理论来阐释中国实践至关重要。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主义就是在符合客观实际的框架内直接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取得非凡成就的全部基础,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之上的。正如习近平强调的,中国共产党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能力:“1921年,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这种能力,使得打败长达百年的外来直接侵略和开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成为可能。确保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独立,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国际政策的大目标。正如习近平指出:“这个伟大历史贡献,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因此,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中国共产党能不断走向成功有赖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15 习近平总结道:“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

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不是基于抽象的讨论。这是因为每一个政治立场,都在激烈的社会斗争过程中,得到实践的检验才确认。由于斗争规模太大,犯错受到的惩罚也极大,符合实际的政策则被证明是正确的——正如毛泽东在其名著《实践论》中所概述的那样。习近平为此精辟地总结道:“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的确,中国共产党党内也是经过激烈的斗争,才确立了正确的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就犯了教条式地听取苏联意见的错误。后来经过激烈的斗争后,毛泽东的思想通过了实践的检验,他才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拥有了难以挑战的主导地位。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印证了这一点。正如该决议指出:“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是激烈的社会斗争的产物

这确实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发展规律。因为资本主义的抵抗力度是如此之大且绝对残忍无情,只有通过激烈的社会斗争才能推翻它。进步势力最初不可避免地试图通过看似“更容易”的方式或其他途径,而非艰苦的斗争获取胜利。只有当这些虚假的“捷径”导致失败时,才清楚哪条路线是正确的,进步势力才能确立正确的路线。中国的发展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列宁就对俄国走过的类似历史进程指出:“一方面,布尔什维主义是1903年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而这个──也只有这个──革命理论的正确性,不仅为整个19世纪全世界的经验所证实,尤其为俄国革命思想界的徘徊和动摇、错误和失望的经验所证实……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大约从上一世纪(19世纪)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似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

另一方面,在这个坚如磐石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有了15年(1903─1917年)实践的历史,这段历史的经验之丰富是举世无比的。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这15年内,在革命经验方面,在各种运动形式──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和平的和激烈的、地下的和公开的、小组的和群众的、议会的和恐怖主义的形式──更替的迅速和多样性方面,都没有哪怕类似这样丰富的经历。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期内,集中了现代社会一切阶级进行斗争的如此丰富的形式、特色和方法,而且由于俄国的落后和沙皇制度的残酷压迫,这个斗争成熟得特别迅速,它如饥如渴又卓有成效地吸取了欧美政治经验方面相宜的‘最新成就’。”

显然,列宁的分析与习近平对中国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分析,有着相似之处。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身上——只有经过激烈的社会斗争,政治路线经得起实践而非理论检验的政治势力,才能领导这种进步斗争。例如,在越南,领导越南人民反法反美救国存亡的越南共产党就是如此;在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59年领导古巴革命取得胜利之前,曾在攻打蒙卡达兵营时遭到失败。历史证明,只有屡经重大的现实社会斗争而非抽象理论探讨,这样催生的势力才能够领导如此激烈的社会斗争。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到目前为止,除了经历过十月革命的俄罗斯这一特例,只有在发展中国家(也称南方国家),包括中国和其他国家产生了为社会主义奋斗的领导力量;在帝国主义国家,也就是北方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过于稳固,难以产生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领导力量。

正是因为建立一个能够领导这些斗争的组织需要国家和社会付出巨大努力,所以中国共产党才如此值得捍卫和发展——推翻中国共产党的任何企图都是危险的。中国共产党是数亿中国人和数千万先锋战士拼死斗争的产物。正是经过如此激烈的社会斗争,才确立了决定国家命运的正确的政治路线。领导这些斗争的组织是这些激烈的斗争的结晶和具象体现——数亿人参与了这些斗争,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才取得了成功。这就是为何任何削弱、诋毁或在内部腐化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对中国乃至全人类来说都是重大挫折。

苏共在历史性的腐化后被推翻,导致苏联解体,令俄罗斯陷入灾难。俄罗斯总统普京把苏联解体称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资本主义和分裂主义摧毁了苏联,使得它从一个人口2.88亿的国家变成了人口为1.43亿的俄罗斯。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下降近40%,1998年俄罗斯男性预期寿命下降6岁至仅58岁,2008年俄罗斯人口比1991年减少530万。从1991年(苏联的最后一年)到2013年,俄罗斯GDP年均增长0.8%,而中国这一数据为9.2%。

前苏联的第二大加盟国乌克兰的情况更糟。2020年,乌克兰GDP仍比1991年水平低31%——即乌克兰在这29年间的增长为负。苏前联地区内,车臣、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格鲁吉亚、乌克兰相继发生重大战争。苏联解体摧毁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优势,俄罗斯可能永远也不会恢复昔日荣光了。如果中国共产党变质或垮台,导致中国共产党被推翻,中国也会重蹈苏联覆辙。

在政治领域,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作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目标的基本原理的注脚:“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不是感情用事的“平均主义”的追随者。他并未说“在未来社会,人人平等,人与人之间、社会力量之间没有差距”,而是说“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或许毛泽东、列宁或者菲德尔·卡斯特罗均有非凡的能力——并用这种能力为他们的国家和全人类的利益效力。作为一个组织,中国共产党自身同样被证明是正确的。尊重这些领导人和组织,是人民对这些领导人和组织惠及群众利益的一种理性反馈。

统一战线及其互动

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基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因此,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教育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是中国成功的关键。但是,要再次指出,中国国内情况与其对国际传播的要求有所不同。

除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越南或古巴,世界上大多数人口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内部,即便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也不能形成被大多数人理解的主流意识形态。此外,中国在与世界大多数民众交往时,不要完全从社会主义制度出发——因为大多数国家并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因此,要争取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国际传播人员要同时用马克思主义术语和非马克思主义术语来叙事。这就是为何在国际传播时要利用确切的事实,来阐释中国所取得的巨大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中国以外的群众不会对抽象的马克思主义产生共鸣,但他们会了解中国的具体成就。

在国际上阐释中国和中共成就的目标完全有可能达成,原因有二。第一个关于阐述方法的理由较为主观,即对社会现象作出正确的分析,通常也可以用非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阐释——虽然马克思主义术语更简洁明了,但不那么精确的、更冗长的非马克思主义术语也常常能表述社会现实。

第二个更有力的理由是,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对未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的研究,它包括对社会所达到的任何阶段存在的所有进步趋势的研究。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能够与其他进步趋势相交融,这成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基础。

当然,通过自身的民族历史,中国对此有相当清楚的认识。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斗争中最强大的力量与领导核心。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阶段,都从未声称自己是为中华民族复兴而斗争的唯一力量。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与一切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力量合作。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建立新中国的斗争,但其也在这一过程与其他势力进行了合作。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点出了宋庆龄的突出作用。其他非中共势力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斗争中,也发挥了宝贵的作用。

因此,既要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作用和领导作用,又要认识到是因为共产党有意识地把在重大斗争中处于进步地位的一切力量团结起来,达成统一战线,才能发挥这种作用。

中国共产党当时所采的立场,同样适用于当今世界形势。也即是说,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法宝既适用于中国民族复兴,也适用于当今世界大趋势。

当前世界形势

要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的重要性,还有在国际上传播中共政策对中国乃至世界都至关重要,以及二者为什么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就必须准确把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国际形势。

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全世界最终将向社会主义过渡,因为社会主义是一种优越的社会组织制度。但是,要探讨未来一段时期的具体问题,就必须考虑时间尺度这个问题,否则,这种抽象真理就有可能导致在实际形势认识上的错误。

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全球向社会主义过渡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衡量这一进程的适当时间单位是百年。自工人阶级在巴黎公社首次掌权以来已经过去150年,自社会主义社会1917年首次在俄国建立以来已经过去104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过去72年,自古巴共和国实现社会主义以来已经过去60年等等。

与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全球向社会主义过渡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分析一致的是,现在一些国家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一些国家有意识地选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仍然坚持资本主义制度。

与在全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对人类来说属于巨大威胁——其中有些极其严重——的关键问题,必须在更短的时期里解决。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极其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几年内解决。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将在国际上展现出自己是最活跃的力量,这主要归功于中国引人注目的成就。但尽管如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仍将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

与中国直接相关的是,美国公开计算,它只有很短的时间,也许不到十年,来减缓或阻止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否则中国将变得更为强大。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美国正迫不及待地试图对中国发动冷战。

在国际上,核战争危险也在威胁着当前形态的人类文明的存续。同样,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必须采取决定性的步骤来限制碳排放,否则气候变化进程将对数十亿人的生存状况,甚至当前的文明组织形式构成威胁。新冠疫情造成的威胁虽然程度较轻,但也影响数十亿人,对其必须加以遏制,这不仅因为其对健康的直接影响,还因为其所造成的全球经济大规模衰退。

比起向社会主义的国际过渡,这些问题要在短得多的时间内解决,这就意味着它们必须在资本主义仍然存在的同时解决,必须在资本主义居于全球体系主导地位的时期里解决。因此,这意味着中国面临着一个复杂的局面,必须与非社会主义力量结盟——既要为自身发展创造最佳国际条件,又要参与应对不可避免影响中国自身的严重国际危机。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比资本主义国家更有活力地继续发展,或者说其他国家不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或者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不要施加大众压力。但是,这意味着必须形成一种与二战时有着某些类似之处的局面,即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走到一起,为应对人类面临的致命威胁而战——20世纪30年代和二战时的威胁是法西斯主义,如今的威胁是气候变化、核战争、新冠疫情和全球经济衰退等。

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对中国乃至全人类都至关重要

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可能把统一战线政策的全部细节问题都讲清楚,因为这可能需要一整篇文章来论述。但可以得出几个相互关联的一般性的结论。

首先,由于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应越来越多地考虑其行动对国际的影响。正如习近平所说:“我国必将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必将日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20”这有着确切的含义——中共也将在决定中国和人类命运的过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取得的非凡成就,使中国成为一个在世界上越来越起决定性作用的国家。正如上文所述,这种国际形势将影响中国自身的命运。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从国家发展的角度看,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和责任。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基础的同时,习近平指出,不仅要结合中国国情,而且要根据全球社会新发展的总体情况发展马克思主义:“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恩格斯早就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因此,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要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中国共产党的客观历史作用

最后,本文开头给出的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迄今为止,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强大的力量,而且是在最现实的层面上,实现社会主义和人类进步的最强大力量。此外,正如上文分析所示,中国的复兴越来越意味着有助于解决国际范围内的问题。也就是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当中国的先锋队,而且要当人类的先锋队。

即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的责任,就是……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和人类的进步两者之间并非毫不相干的关系,而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关系,两者完全可以并向而行。

为避免有人误读我的本意,在此解释一下,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民高另一个国家的公民一等,也不意味着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高其他国家一等。1949年毛泽东说出那句不朽的名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并不是说中国高其他国家一等,而是在承诺——中国实现民族复兴时,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道德等各个方面享有的权利,将和其他国家完全一样。

正如习近平所强调:“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在文明问题上,生搬硬套、削足适履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

很多国家都有领导人和重要人物,不仅被全世界正确地视为本国的英雄,而且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英雄。比如习近平在谈到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时表示:“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是古巴共产党和古巴社会主义事业的缔造者,是古巴人民的伟大领袖。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人,他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建立的不朽历史功勋、他对各国正义事业的支持将被永远铭记。”

然而,即使纯粹从规模上讲,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两大事件也强烈地影响着世界。第一大事件是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第二大事件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因此,随着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实践的紧密联系,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可以分为三大阶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它开创了人类思想的伟大变革,确立了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终将成功的崭新、全面、现实的看法。但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还只能从理论上预测和分析,要实现巩固的政权还为时尚早。

列宁通过分析帝国主义的崛起、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实际开始时间,以及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切实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则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第一次用实例表明一个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并在此过程中,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最近的当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但这些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并没有推翻毛泽东思想。

随着苏共的腐化,然后被推翻,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力量——在这一百年期间,它取得了非凡成就。如果说1917年俄国革命的非凡成就开创了带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国际苏维埃时期,那么中国共产党取得的史无前例的成就又迎来了具有全球意义的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振兴中国,而中国共产党的一举一动现正影响着世界——不仅带动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发展,而且与其他许多进步力量保持交流互动,国内外的这两点现实之间并不矛盾。

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同样,如上文分析所示,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但与此同时它也成为人类解放的领导力量。这并非说辞,而是根据本文开头所分析的中国共产党取得的巨大成就说实话而已。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进行了如此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所创造的力量蕴含在党内——这股力量不仅能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而且成为争取全人类解放的最强大的力量,其在国际上发挥主导作用也成为必然。

结论

正如文章开头所说,有必要在没有任何夸大的情况下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和成就作一个严格客观的评估,这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得出客观的分析结论。这样的分析至关重要,因为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复兴。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世界上最强大的反面势力正在对中国发动攻击——这就是美国对中国发动新冷战,且对中国发动其他攻击的原因。正如上文所述,美国此举不仅对中国构成重大威胁,而且对人类也构成重大威胁。不仅中国的命运,而且很大程度上世界的命运,都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在今后几年做出的决策。幸运的是,有百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证明,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政党更具备承担这项任务的能力。

得出这样的结论并非为美化中国共产党,而是基于政治现实。这并非“天降奇迹”,这是中国人民令人惊叹的历史斗争的结果。在180多年里,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外国开始干涉中国以来,中国人民不得不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从1839年到1949年,由于这种外来干涉的直接和间接结果,大约1亿中国人死去了——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斗争。在前80年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寻找但未能找到可以从这种斗争中解救他们的领导力量。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锻造出了这样的力量。100年前由一小群人建立的共产党,如今能对中国和人类命运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这并非夸大其词,而只是陈述事实而已。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当今世界大趋势表明,在未来的许多年里,中国和全人类都同样需要中国共产党。(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



                                 
                                           政经观察
                 



国际形势不容乐观 中国遇到非常艰难的过程必须做好应对准备                 
【研究员】:wh
美国玩的这款游戏,其他国家也必须跟进,因为行为的短期化是政客不分国别的共同特征,现在全世界都有这种趋向,就是行为短期化。这个也能理解,假如今天都过不去,你很难考虑明天或后天的事情。什么概念呢?美国它在放水,在推动经济,如果你不放水的话,那你就会吃亏,所以大家一起来放水。

                                 

国际形势

【博览财经特稿】1、全球经济“行为短期化”。

国际形势现在变化很大,首先要关注拜登他在推动出台了1.9万亿美元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之后,现在准备推动规模可能高达3万亿至4万亿美元的新经济刺激计划,这个数额还有可能继续上升。

美国玩的这款游戏,其他国家也必须跟进,因为行为的短期化是政客不分国别的共同特征,现在全世界都有这种趋向,就是行为短期化。这个也能理解,假如今天都过不去,你很难考虑明天或后天的事情。什么概念呢?美国它在放水,在推动经济,如果你不放水的话,那你就会吃亏,所以大家一起来放水。

现在所有的经济体都在大规模地超发货币,基础货币的超发现在已达到天文数字,达到全世界范围内的低利率、平利率,甚至在欧元区的负利率,这在现代历史上,从未发生过。

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货币的超发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并不是太明显,美国比较明显,现在经济恢复得很快,但除了美国之外,其它国家拉动得都不太明显,而现在货币超发了,导致所有的资产价格都在上涨。美国做法对我们中国的影响,大家看几个数据:

2019年我们GDP的增长是6.1%,但是M2的增长是8.3%,这就已经超过了GDP的增长。(中国的M2,我们叫“广义货币”)

2020年最夸张,GDP增长2.3%,M2增长10.2%,我们看这个货币供应有多大。现在不管是银行的贷款还是债权,发得都非常猛,非常凶,这都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它给我们直接带来什么呢?

2020年4月-2021年2月,铜涨价67%,现在已经超过100%,铁涨价超过44%,银上涨了82%,能源指数上涨了172%,原油指数上涨了170%。

再看今年,我国今年从1月份到现在,塑料上涨35%、铝材上涨37%、铁价上涨30%、不锈钢上涨45%、锌合金上涨48%、玻璃上涨30%。

再看期货市场,也是这样,以上海为例,沪铝是13年的新高,沪铜是15年的新高,铁矿石是历史新高,过去7个月螺纹钢上涨79%,动力煤上涨73%,玻璃上涨84%。

大概半个月前,在天津一家做钢材的集团考察,现在过剩得不能再过剩,夕阳得不能再夕阳,钢铁涨得非常厉害,这是对产业进化发展规律的羞辱。

如果不出意外,上游企业的狂欢很快会转化为下游企业的停产甚至破产,没有几家上游企业扛得住。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企业家接了单后觉得做不下去,上游在涨,但是销售价格并没涨,至少没跟着上涨,就是说它接单越多,亏得越多。

李克强总理在一个星期内两次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主要是部署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的工作,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我们知道大宗商品,像铁、铜、铝都在上涨,上游涨得非常厉害,但下游不能涨,企业根本扛不住。

但扛不住的话,就意味着破产。对企业来讲,要么停产,要么倒闭,要么往下游传导,所以国务院非常重视这个事情,提出了一系列要求,采取了很多办法。

我们现在最怕什么?最怕价格向居民消费品传导,如果引起了通货膨胀,这就太恐怖了,所以克强总理一个星期内开两次会,就是讲不能够让我们的居民消费受到影响。

2、G7集团公然提出遏制中国发展。

大家再注意两个事情,一是6月11-13日在英国卡比斯贝举行的G7峰会,二是6月14日在比利时召开的北约峰会。这两个会是衔接的,是连着开的。

这两次会重要的目标就一条,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长。这次的G7和北约峰会还邀请了印度、韩国、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印太地区的核心国家参加,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和拜登在预调会中见面,首次明确地提出要联合起来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长。

外交辞令一般来讲,都会非常委婉,一般就讲价值观、人权,往往是绕弯子的,但这一次根本不绕弯子,直接说我们开这个会就是不让中国经济增长,这已经放弃了外交辞令,撕破面纱、图穷匕见。公开讲意识形态问题,就是不让中国经济增长,就是把你遏制住,并且是全世界的大国联合起来遏制。

可以说,一个同时跨大西洋、跨印太的围堵联盟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国际形势不容乐观。

美国现在也开始非常少见地运用它的举国体制,在美国东部时间6月8日下午,美国国会参议院以68票赞成、32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长达1400多页的《2021美国创新和竞争法》。这项法案向美国的研发和半导体等关键领域拨款约2500亿美元,应对中国的科技竞争。

中国有举国体制,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优势,美国现在也是这样,国家和企业共同发力和中国竞争。

G7集团这次除了要遏制中国的发展,还有两个决定:1、高利润跨国公司在各个国家的市场份额需要拿出其利润的至少20%重新分配。2、全球执行至少15%的最低公司税。

达成这个协议,目标是为了推广全球。这个G7集团定下来后,不是说这7个国家遵守,而是要求全世界遵守,从而定义全世界的税收格局。

特朗普的税改是降税,拜登的税改是加税,拜登政府税收的主要计划有:1、将美国企业所得税从现在的21%提高到28%。2、将跨国公司的全球最低税率提高至21%,并且逐国计算。3、新增对企业帐面利润征税的办法,税率为15%。

大家注意对企业帐目利润的税收将来在全世界的标准就是15%这一条很重要,它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第一,将全球税改从减税扭转到加税的方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革,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影响,我们国家可能也会跟随这个方向转。

第二,全球最低税率有望形成。全球最低税率是指跨国公司应承担的最低税负。这个问题之所以出现,主要是跨国公司利用各国政府竞相吸引外国投资,纷纷出台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和形成的税率鸿沟,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利润,最终使其所承担的税负低到完全不合理。

为了应对这个问题,经合组织在“全球税收改革方案”已经提出全球最低税率设定为12.5%,以确保跨国企业最少要交一次税,当年特朗普就拒绝经合组织这个建议,而拜登上来后,不但同意最低交税12.5%,而且最低要交15%。

有媒体就问,你们那个G7和你们的北约峰会达成这么一个税收的方案,你们怎么能够确保中国会同意?

结果美联储主席耶伦的回答是“我们不需要他们通过”。当你理解协议的细节就会发现,它并不需要所有国家都同意,协议有办法处理抗拒者,非常硬,你要是不按照美国和G7国家所定的这个方向走,它就会对你加税,你的产品进入到它的国家就会给你加税,加到你愿意同意他们的这个协议为止。

3、拜登非常“老练”。

国际上有人曾认为特朗普是对中国最不好的,拜登上来会好一些,但注意,6月3日拜登签署法令,禁止美国购买59家中国公司的股票,其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制裁范围已超过了特朗普时代。

今年3-5月期间,拜登经过一系列的操作整合,拜登政府和日本、和韩国、和中国台湾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和备忘录,规划了半导体行业未来的发展途径和战略性、阶段性目标,成立了美国半导体联盟,牢牢把控了现代工业的头部产业,把中国完全排除在外。

为什么拜登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签署系列协议和备忘录?因为芯片是最高端的产能,韩国的三星和日本以及中国台湾的台积电,现在拜登政府和世界上顶级芯片生产厂家全部都签了协议,就是大家一致对中国进行禁令。

中国现代工业核心的核心就是芯片,已经把中国完全排除在外了,然后拜登又不依不饶,又协调欧盟冻结了《中欧投资协定》。《中欧投资协定》本来已经通过了,现在拜登又通过协调冻结了这个协定。

拜登和特朗普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特朗普他是单打独斗,美国同时向中国、向欧盟、向日本征税。拜登不是,拜登非常老练,他是联合世界其他的发达国家甚至是不发达国家,一起向中国发难。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对手。

“我们将专注于确保民主国家市场,而不是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以便制定21世纪的贸易和技术规则,世界主要民主国家将为升级基础设施以及数字和医疗基础设施提供高标准的替代中国的方案。”

这个是拜登刚刚接受《华盛顿邮报》的表态,毫不掩饰,我们现在面临的国际形势可以说是相当严峻,他们完全不用遮挡、不用掩饰,就是明打明的,在两个方向,一个是贸易规则,一个是技术规则,都要把中国卡住,这一点已经非常明确了。

国内对策

有企业家跟我讲,现在我们没办法再干下去,上游涨价涨得不得了,下游又涨不了价,涨价也卖不出去,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中央是不是不知道。据了解,中央是非常了解情况的,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增加国家科技力量。

未来几年,中国需要在科学技术上,做出革命性的进步,否则单靠劳动力来改变中国目前遇到的困境,很难,必须要有科技的突破。

第一个破解方法,就是增加国家科技力量。原来有一些企业家还认为我们那个芯片,28纳米没问题。告诉大家,28纳米都有问题,原来是没问题,我们原来能够生产,但现在美国《无尽前沿法案》里面已经明确地指出,不但不能向中国出口高端芯片,而且不能用美国的设备来制造为中国提供的高端芯片,又接着宣布,不但不能用美国的设备,而且不能够用美国的技术框架,技术框架也不能用。

现在我们65纳米和130纳米的都处于国家鼓励的范围。芯片是现代工业的一个核心部件,我们被卡得非常厉害,同时可以看到,2021年5月7日IBM已经宣布,研制出了2纳米的芯片。这意味着一个指甲盖大小的芯片能够容纳500亿个晶体管。

我们现在有很多人用了iPhone12,一看iPhone12和iPhone4长得差不多,这也差不多,那也差不多,其实不是的。我告诉大家,iPhone12用的芯片现在已经到了5纳米级,是iPhone4算率的80倍,最快算力可达到11.7亿次/每秒,非常牛。

现在我们国家要数字化转型,要把高科技这块提升上去。数字化转型大家一定要清楚,不是简单地把你过去做的事情从线下转到线上,而是重新定义业务,这一点我们有一些企业是不了解的,就认为数字化转型仅仅是原来在线下现在搬到线上,不是这样的。

它是要借助自动化和智能化,根据环境和基础设施的变化重新定义企业业务,在这一点上,我们被卡在——芯片。

现在我们国家最大的担忧就是美国可能用一个战术动作来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对美国的战术动作做出战略性应对。由于美国卡我们的芯片,我们国家准备投入9.5万亿来做芯片。

芯片现在到了一个什么级别?以硅为基材的芯片,已经做到了2纳米,IBM就是2纳米,台积电3纳米的已经成功。IBM2纳米成功后发现实际硅作为基础材的芯片里面,几乎已达到了香农定理的极限。

现在台积电的研发部门已经将铋进行优化,将来我们很可能花那么多钱把硅作为基材的芯片研制出来后发现,整个的基材变了,不再是以硅为基础材料而是以铋或者以石墨烯作为基础材料,所以现在我们很担心被带进一个坑里。

就是说它把你带到硅基材的坑而实际上接下来的突破不是以硅为基材,现在国家科技部出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政策,叫“揭榜挂帅”。对揭榜单位,没有注册时间的要求,没有年龄的要求,没有学历的要求,没有职称的要求,就是什么人都可以来揭榜,只要你有那个本事,这个榜单上的那些关你要能够攻破。

只要两个东西,第一个你要立军令状,如果你攻不下来怎么办,第二个要有里程碑,什么时候做到哪一步。

这个是我们国家从未有过的破天荒的一种措施,就是完全不问出身,“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现在就是用这种方法,我们也是动了非常大的决心来做这个事。

2、推出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

针对国际上对我们的封锁,国务院很快就会推出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它会有三个版本,自贸港版、自贸实验区版、全国版,过去开放的贸易都是货物贸易,就是卖东西,将来我们要开放的就是服务贸易,而服务贸易这三个版本,负面清单将“取消境外服务提供者的商业存在限制”作为重点。

境外服务的提供者,在我们国内有大量的商务限制,比如说银行,外资银行有很多业务我们是不允许它做的,那么将来像这些都要取消掉,允许跨境提供服务的领域,将大幅增加,极大提升我国跨境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和可贸易范围,这样就为我国数万亿的服务贸易市场开启更大的增长空间。

第二点就是你们美国,你们G7,你们联合全世界对我们进行封锁,那我们就把门开得更大,因为资本是逐利的,我们用这种方法来对冲全世界对我们的封锁。

3、推进数字化。

数字化现在已成为国家战略,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了《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算力枢纽实施方案》。

这个方案简单地讲,就叫“东数西算”工程,我们现在所有搞这种数字化转型,都要关注,这是国家四个部委出台的。“东数西算”就是全国不再是零星的、零碎的来进行数字化转型和转移,而是要求一体化地实施推进:

第一,网络一体化。围绕着集群建设、数据中心直连网、建立合理网络结算机制,增大网络带宽,提高传输速度,降低传输费用,围绕集群稳妥有序地推进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互联网骨干直连点建设。

这几句话挺拗口的,但你要注意国家在推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如果正在做数字化转型的话,我们要注意国家政策的变化,我们要做网络一体化的准备,就是你自己的局域网要能够连接进这个大网。

第二,能源一体化。围绕着集群配套可再生能源电站,扩大可再生能源市场化的交易范围,从省、区、市层面对数据中心集群进行统一的能耗指标调配,集中保障数据中心用地和用水资源。

我们数字化最发达国家是东部地区,但东部地区恰恰没有电,电力保障很脆弱,而西部地区的数字化落后于东部地区,但它们有电、有水、有能源,这些国家是统一起来了,“东数”就是把数据的应用放在东部、中部和全国。但你算力的数据中心要往西部放。

第三,算力一体化。这点大家高度关注,因为我们基本上都在搞数字化转型,在集群和城区内部两级算力布局下,中央要推动各行业数据中心,加强一体化的联通调度,促进多云之间,云和数据中心之间,云和网络之间的资源联动,构建算力服务资源地。

我们构建设备数字化转型的时候,要考虑到国家正在做这个事,能用国家的资源尽量用国家的资源,而且国家资源它是多云联动,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数据各方面的共享也更好一些。

第四,数据一体化。数据的共享开放,政企数据融合应用等数据流通共性设施平台,试验多方安全计算,区块链、隐私计算、数据沙箱等技术模式,构建数据可流通的环境。

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数据这方面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数据不开放,没办法共享,将来我们国家是要求数据要开放、共享的,这个我们也要密切关注。

第五,应用一体化。展开一体化城市数据大脑建设,选择公共卫生、自然灾害、市场监管等突发应急场景,试验开展数据靶场建设,探索不同应激状态下的数据利用规则和协同机制。

将来在数据应用方面,一体化对我们所有企业也是一个大的利好,大家最主要是不要重复进来,将来一些端口由国家统一,我们有一些投资没那么急的话可以分布实施,把现在要应用的一些东西进行硬件和软件的投资。要是没那么急于应用,可以等我们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出台,免得有一些浪费性投资。

其实我还记得,当年有朋友做800兆集群,当年摩托罗拉,就是大哥大卖得最火的时候,有朋友因为800兆集群价格低很多,就推出来800兆集群,后来马上中国联通就成立了,中国联通一成立以后,中国电信、移动的资费就下降,手机的价格就下降,立马800兆就倒闭了。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当国家的战略、国家的政策出台后,它会影响到一些企业,你原来的投资可能变成一个无效投资或者是低效投资,这个就很糟糕了。

4、推进内外贸一体化。

商务部等7个部门联合制定了《商品市场优化升级专项行动计划(2021-2025)》,明确提出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并重申鼓励商品市场组织产销对接活动,按照“同线、同治、同标”的要求,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

看一个数据,2020年,我们国家最终消费率54.3%,2011年-2019年,我们国家的最终消费率平均是53.4%,就是说最终消费率现在在逐步提高,尽管2020年受到新冠肺炎的冲击,但2020年仍然是最高水平。

现在政策正在做细化的方案,估计接下来就会有很多的细则要陆续出台,会帮助我们外贸型企业更好地过难关。

5、碳中和带来巨大的机遇。

这个和每个人都有关,中央对碳达峰、碳中和推出了系列措施,今天没一个人能躲过。今年以来一些地方行政性减排措施出台,唐山市已经宣布钢铁全行业减排40%,减产30%-50%。所以由于供给收紧,钢材价格今年明显上升。

由于中国近年来稳坐全球钢铁生产和消费的头把交椅,所以全球的钢铁市场格局将迎来变局。在成品市场中,我们去年大约出口了5400万吨钢材,我们减产的缺口需要从美国和欧洲和南美的产能填补,所以整个世界的钢材市场会有一个很大的重组,对原料市场的冲击可能更为明显。

中国去年贡献了全球铁矿石海陆贸易的75%,铁矿石的价格在最近会见顶,下半年很可能下行,因为中国现在在这方面出了措施来遏制。

钢铁这里稍微多讲几句,现在国务院已经要求钢铁生产要从高炉转向用电弧炉,已经明确要求了比例,就是电炉生产钢铁,而不用煤炭、焦炭来生产钢铁,这个比例都已经非常清晰,并下达了。

既然用电是个非常大的需求,那再生能源会是一个很大的机会风口,我们国家对电气化率已经有了明确目标,目前电气化率是27%,到2030年要求达到35%,到2050年要达到60%左右,这里面用电和用再生能源,会有非常大的要求。

未来中国将加大对智能电网和储能技术的投入来提高电力传输效率,在十四五期间,相关投资额将超过6万亿。用一句结论性的话就是经济将全面电气化,电力来源将新能源化,这两块都有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在节能减碳方面,市场化的措施也在加强,对汽车行业的减排中国现在实施双积分制,一个积分叫平均燃油消耗量积分,第二个是新能源汽车积分,从内燃机汽车的油耗和新能源车的占比两个维度给车企评分,就是汽车制造商评分。

内燃机汽车平均油耗目标超指标企业就会被扣分,就是你的油耗太高就扣分,如果你的油耗低就加分,所以2019年车企在中国销售的汽车中,必须有12%是电动汽车,2021要增加为14%,就是这个汽车企业,你销售电动汽车约14%。2022年要达到16%,2023年要达到18%,车企达不到这个比例,就要扣分。

第二个要达到碳积分指标,车企既要严格控制燃油车的油耗,又要多生产新能源汽车,如果实在达不到要求你就要从其他的企业那里,花钱买积分。碳市场今年就开放了,就是每个企业都会有你的碳市场积分指标,如果你超过了指标,就要从别的企业去买积分,如果你积分没有超,还有多的,可以卖积分。

按照中国标准,特斯拉在中国每出售一辆电动汽车,不但卖车可以赚钱,还可以获得5个碳积分。2020年特斯拉在中国卖出将近14万辆Model3汽车,拿到了近70万个碳积分,现在一汽大众已经同意向特斯拉购买碳积分,如果成交,这是特斯拉在中国进行的第一笔碳交易。

6、关注“一老一小”。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户均规模由4.8降到了2.62,这个数据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上次人口普查每户人家的规模有将近5个人,现在我们每户人家的规模已经不到3个人,这是非常大的问题。

2030年我国整个社会需抚养人口值为25%,就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有25%加17%(17%是0-14岁的未成年人),这些人都不能生产都需要别人来供养,42%,你看多么大的一个数字,就是将来1.2个劳动力人口要养一个非劳动力人口,这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现在我们中国人口老龄化和中国人口代际的传递,非常困难,中央也看到了。根据人口学、社会学的统计,人口的代际能够传承,需要每对夫妇要生2.12个小孩,但我们心里已经降到1.5个小孩以下了,一对夫妇都没有生两个小孩,甚至有很多夫妇只生一个小孩,还有一些夫妇不生小孩。这样的话,中国将来的人口会剧烈减少,所以中央出台《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从4月13-1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老龄办组织了5个调研组到10个省市开展老龄工作专题会议,在4月20日,国家卫健委召开了老龄工作专题调研会,对中央提出了非常好的意见。国家新一轮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并于近期出台,我跟大家稍微透露一下我们正在讨论的十四五养老服务发展战略方向。

主要包括:1、加快铺设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2、增加养老服务供给。3、加快养老服务人才培训。4、下设养老信息互通认证网络。5、增加养老产业科技产品。6、增加适老化改造支持资金。7、加快融合医养结合机制的广泛应用。8、增加养老金融的选择利用。9、加快养老服务跨域监管体系等等。

这个大家认真去想,现在我们很多地方是没有适老化改造的,将来要大量地适老化改造,就是有很多地方是老年人去不了的,它又没有电梯,又没有老龄的轮椅的通道等等。

我们国家这个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包括了基本养老,养老服务、医养结合、政策支持、社会参与、精神文化等方面,这些方面都有大量的商机,一老一小,一老就是将来对老人的服务,这一块国家会有大量的支持政策。

原来我们讲老年人养老服务,说我们有政策但不能落地,接下来就会密切落地,这个是一老,一小就是说现在很多夫妇不愿意生孩子,不愿意生孩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生孩子和养孩子成本太高,将来国家会出台和鼓励大家更多的生孩子,现在不是三孩政策了嘛,我们认为会鼓励更多的,比如四孩甚至五孩。

要是我们代际的更替,一个社会正常的2.1的生育率都达不到的话,那我们国家谈不上发展,所以在“一老一小”这块,我们企业家都得密切关注。

企业的战略转移

1、不做什么比做什么重要。

真正的高海拔攀登高手大多是风险管理大师。一位著名的登山者莱茵霍尔德·梅斯纳尔被称为“登山皇帝”,他是首位登上全世界14座8000米以上雪山的登山家,所有8000米以上的雪山他全部都登过,获得了极大的荣誉。

但大家注意,在一次采访中记者问他你认为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什么?他很遗憾地对记者说,人们只关注过我攀登过多少次高峰,却从来没有关注过我有多少次下撤,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多次放弃。

我们往往看到了他的得,没看到他的舍,其实我们讲战略管理,很重要的一点是不做什么而不是做什么,不做什么这个是我们非常关注的。我现在是中国飞鹤的顾问,中国飞鹤就是一家做奶粉的企业,在疫情这年我们就做奶粉,销售达到了210亿,今年我们的销售目标是260个亿,在战略运筹中,飞鹤乳业从来都是很清晰不做什么,或者是放弃什么。

2、自主创新。

自动驾驶现在在全世界,我们说领先级别的,至少有3家企业,一个是百度,一个是谷歌,一个是特斯拉,我们看一下特斯拉是怎么样来进行路测的,特斯拉的路测48亿公里,百度才1000万公里,谷歌才3200万公里,你和特斯拉怎么比啊?

我们再看一下特斯拉的情怀,2014年6月12日马斯克宣布免费公开特斯拉所有专利,结果2014年6月21日,他就在全世界公开了271项专利,其中包括了发明专利有263项,外观专利他公布了8项。

我们再看乐视企业在什么时候成立的?就在特斯拉把专利一公布,它宣布成立,接下来蔚来也在2014年11月成立,2015年1月小鹏汽车成立,2015年7月理想汽车成立。

我要告诉你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很多所谓的自主创新、自我发明其实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包括淘宝,淘宝也好,支付宝也好,全是别人先做然后我们再跟进,丰田汽车也把所有的氢能源专利全部向全世界公布,免费可以使用,所以我们讲企业家和商人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企业家获取的利润不是为了自己享受而是为了增进人类的幸福感。

包括乔布斯,包括微软的比尔·盖茨,伟大的企业家他们的情怀都不是说我要挣几个钱,这个和一般做生意的小老板完全是不同的概念,而反过来,李嘉诚说过一句话,他说人找钱是找不到的,要让钱找人才行,谁不想赚钱啊,你能赚到吗?你越不想赚钱,可能钱越过来,你越想赚短期的钱,那么那个钱就离你越远。

说心里话,马斯克他的目标和另外的一些企业家目标是不一样的,当然这里有个阶段的问题,包括我们的企业家应该说绝大多数是有理想、有情怀的,但理想和情怀是建立在经济实力、经济能力之上的,我们一开始可以求生存,但我们一旦站住脚之后就要把格局放大。

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企业要进入汽车领域?汽车将成为一个全新的概念,根本就不是过去的汽车概念,所以现在要换车的朋友,建议不要那么急于换车,两个原因:

第一,我认为我们的汽车自动驾驶技术在两年内会有很大的突破,现在外面卖的车一般是自动驾驶的L2级或者L2+级,自动驾驶最高级别是L4,L4叫完全自动驾驶,就是你打开车门没有方向盘,那么现在我们接下来这两年很可能L4会成熟,相关的法律法规也会制定出来。

第二,我们新能源汽车用什么能源,现在也没有最后定下来,现在大量是电动汽车,到底是用电动汽车为主要方向还是用氢能源汽车为主要方向,现在全世界都没有一个定论。电动汽车现在技术很成熟但它的污染尤其是废旧电池的污染非常严重,而且电动汽车有续航里程的问题。

氢能源汽车排放是0,特别好,但氢能源制作的成本太高。所以我建议等两年在买车,那时候可能自动驾驶也成熟了,到底用什么样的新能源也确定了。

3、华为的战略转移。

再看看华为,华为除了进入汽车领域以外,还在加大对国内政企数字化市场的投入,在国外市场受阻的情况下,中国区的业务成为华为关键性的增长因素。

当前政府和企业的数字化信息不断地涌现,从发布会看,华为预整合多个业务线的生态,来发力B端市场,华为将来C端基本上是很难做了,这也是一个战略转移。

华为中国的政企业务副总裁何达炳表示,目前行业数字化可以分为五个级别:L1信息化增强,L2场景数字化,L3业务数字化,L4数据资产化,L5数字化变革。

这五个级别你可以直接对标。华为面对L1级客户提供领先的ICT技术,面向L2级的客户提供行业场景化的产品组合能力和云管端边的架构能力,面向L3级的客户提供业务的上云的能力,面向L4级的客户提供数据资产化能力并推行行业标准化,向L5级的客户提供数字化咨询与集成能力以及辅助运营能力。

现在华为把大量的市场从国外转到国内,从C端转到了B端,这都是非常大胆也是无奈的战略选择。

4、小米的战略转移。

在4月19日开幕的2021年上海国际车展上,华为、百度、滴滴、大疆等科技公司都讲我们搞自动驾驶技术,只有小米说我要造整车,所以雷军是相当猛的。雷军曾和他尊敬的老师、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有过一番交流,恰巧教授也是我的好朋友。

她就跟我讲:雷军自己说他反复问自己——10年前创办小米他就反复问自己——还能有10年前一样的勇气吗?还有10年前一样的决心吗?甚至还有10年前一样的体力吗?

但是经过85场业内的拜访沟通和200多位汽车行业资深学者教授和4次管理层的内部讨论会,两次正式董事会以后,雷军终于做出造车的决定。已过知天命之年的雷军称:小米造车将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战,现在我们几乎大多数的企业都在转型。

企业家的境界是什么境界?就是我知道难,我知道不容易,但就是因为难,因为不容易,所以我才要去做。不在容易的地方,而是跟人家在红海中竞争。

不知道大家是否做好了这个准备,我们国家现在的产能在国内的供应基本过剩,那么现在我们要突围,就一定会遇到非常艰难的过程,我们要做好两个准备。第一个准备就是我们要做好放弃的准备,有一些东西我们可能要放弃,要重新开始。第二个准备就是我们要做好艰苦奋斗的准备,可能又一个艰难的时期要到来。

埃隆·马斯克讲过,“你想过普通的生活,就会遇到普通的挫折,你想过最好的生活,就一定会遇上最强的伤害。这个世界很公平,想要最好的,就一定会给你最痛的”。(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口述:正和岛首席经济学家、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王林)



                        

外企入华四十年 看中国“世界工厂”向“世界研发”的崛起                 
【研究员】:wh
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外商直接投资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以上,尽管有IBM中国研究院和微软亚洲研究院这样盛名远扬的外资研发中心在中国成立,但改革开放的头20年,投生产才是外资在华的首选。截止2003年底,我国累计批准设立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已近47万家,但外资在我国设立的研发机构仅有数百家,占比不到千分之一。

                                 

【博览财经特稿】诞生了雅戈尔、杉杉的宁波,还出过一家做服装代工做到上市的申洲国际。这家公司最初并非宁波首富马建荣家族的私人企业,而是一家合资企业。

上世纪80年代末,宁波北仑区政府为了解决本地就业问题,内引上海国企,外联澳大利亚侨胞,由北仑区第二工业局,上海针织二十厂及澳大利亚服装贸易商共同投资,成立宁波申洲织造有限公司,并于1987年12月28日正式立项。

这种由外商提供设备、原材料、来样,并负责产品外销,由中国企业提供土地、厂房、劳动力的“三来一补”经贸合作模式在改革开放后十分普遍。

广东的开放比浙江更早,在那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加工厂。1978年9月15日,太平手袋厂在广东东莞开业,一度东莞的许多人都以到这家厂上班为荣。

外商在中国的投资,逐渐从从服装逐渐扩展到快消、电子、医药等诸多领域。在消费电子的代工中心广东,一时出现“东莞塞车,全球缺货”的奇观。

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外商直接投资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以上,尽管有IBM中国研究院和微软亚洲研究院这样盛名远扬的外资研发中心在中国成立,但改革开放的头20年,投生产才是外资在华的首选。截止2003年底,我国累计批准设立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已近47万家,但外资在我国设立的研发机构仅有数百家,占比不到千分之一。

“东莞塞车,全球缺货”的奇观,是改革开放后到21世纪初的中国经济由落后到崛起的写照:借助廉价劳动力和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吸纳了低端制造业转移的中国拿到了“世界工厂”的头衔。

而一切正在发生变化。在东莞,太平手袋厂已成往事,产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去年9月,天猫联合CBNDATA发布的《2020新国货之城》报告显示,东莞仅次于深圳,位列数码之城第二。手机品牌OPPO、vivo早已成为全球的头号玩家之一。90后创造的新品牌云鲸,在刚刚过去的天猫618摘得细分行业冠军。

外资也在升级。距离东莞1400公里的上海,外资品牌的研发中心已经超过400多家,占全国的1/4。GE、陶氏化学、欧莱雅、雀巢……均在这份名单之列,全球市值250强外商投资企业共108家设立中国研发中心。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走向“世界研发”。

从生产,到销售,再到研发,这一路就是外资来华淘金40年的缩影。四十年以降,中国创造过奇迹,而她正在创造更大的奇迹。

“如果能使中国像澳大利亚一样,每人每年消费217瓶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在中国每年的消费量将达100亿标箱,相当于又有一个同等规模的可口可乐公司”。

说这段话的是可口可乐公司前总裁郭思达,1980年他接任首席执行官,而一年前可口可乐刚重返中国市场,摆在了北京饭店新华书店的一节柜台里,以寄售方式销售给外宾。

说是重返,因为早在1927年,可口可乐就在上海和天津建立了装瓶厂,当时的中文名还叫生硬拗口的“蝌蚪啃蜡”,而上海曾在1948年成为可口可乐海外首个销量超百万标箱的城市。亲身见证,方更思念,重返中国市场,说是可口可乐魂牵梦萦的事也不为过。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一天后,可口可乐在美国正式宣布,重返中国大陆市场。

当年可口可乐在北京有了柜台,80年北京工厂投产,美国供应原浆,中国负责装瓶;82年开始尝试内销,但那时在中国卖一年可乐也赚不到20万美元。直到1986年,中央电视台播了一则可口可乐广告,但关键不在于广告本身,而是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可口可乐可以光明正大得卖了。

350毫升的汽水打开的是中国潜力无限的消费市场,这是几乎所有海外品牌都觊觎已久的一块肥肉。可口可乐之后,宝洁在广州卖出了第一瓶海飞丝洗发水,南方街头出现了摩托罗拉大哥大的身影。

如今,中国是可口可乐公司全球第三大市场,替它装瓶的中粮和太古在2020年卖汽水就卖了近300亿元。

除了让更多中国人爱上这瓶诞生于亚特兰大的快乐水,可口可乐还一直在研发属于中国人的快乐味道。2004年,可口可乐重返中国25周年,当时中国市场每年已要消费1000多万罐可口可乐,而软饮的新消费趋势正引发一场激战:继碳酸饮料、饮用水、茶饮料之后,中国步入果汁饮料阶段。第一个嗅到商机的并非可口可乐,而是2001年3月就推出了鲜橙多的统一,上市当年就卖了10亿元。

随后康师傅、汇源纷纷入场,彼时的可口可乐在中国果汁饮料市场拿出的还是“酷儿”这张牌,一款面向儿童的果汁饮料。鲜橙多问世3年后,为中国市场专门推出的可口可乐子品牌美汁源果粒橙上市了。

可口可乐在稀果汁饮料(如鲜橙多)与浓果汁饮料(如汇源)间创造了一个新地带:“带果粒”的稀果汁饮料,完美契合中国人对“货真价实”的理解。

2011年,美汁源果粒橙在全球卖了10亿美元,是可口可乐旗下第一个企及该销量的源自新兴市场的子品牌。目前,美汁源已稳居中国果汁饮料市场头名,是最受消费者喜爱的果汁饮料品牌之一。它甚至还走出中国,在海外缔造了畅销的纪录。果粒橙的神话,成为中国市场巨大潜力的最好注脚。

来到中国这片东方热土淘金的,远不止可口可乐。1996年,意大利人盖保罗被任命为欧莱雅中国公司总裁,第一次来到中国,肩负开发“全球最具潜力的市场”的重任。在此之前,这位前赛车手担任欧莱雅(巴西)的总裁,因为带领欧莱雅扛住了巴西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声名鹊起。

和多数外资企业一样,盖保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苏州昆山设厂。随后的1997年初,盖保罗在上海市中心并不起眼的阿波罗大厦,建立了欧莱雅中国总部,最初的员工仅15名。

“欧莱雅”这个名字,还是在广州的白天鹅宾馆里,由欧莱雅集团前任总裁欧文中、盖保罗和几个团队成员一起想出来的,意为“来自欧洲法国的优雅之美”。

“这不仅是一次商业的冒险,也是一次文化的冒险。”盖保罗如此形容当时复杂的心情。尽管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与丰富的资源是莫大的吸引力。欧莱雅的步伐算慢的,它的竞争对手雅诗兰黛、宝洁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已经进入中国投资建厂。

2001年,卡塔尔首都多哈,经历了15年艰难的谈判之后,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迈出重返全球经济舞台的重要一步。制度的接轨,打消了国际品牌的疑虑,产品加工的劳动密集环节向中国转移的速度进一步加快。

一年后,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在一份题为《中国科技发展报告》中勾勒了中国制造十年的的轮廓:自1990年起,中国内地吸收投资2300亿美元,占亚洲总额的45%,其中制造业是最主要的投资领域。

“世界工厂”的称谓也开始出现了。日本通产省的一份白皮书中提到,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在彩电、洗衣机、冰箱、空调、微波炉、摩托车等产品中,“中国制造”已在世界市场份额中名列第一。

从这几年开始,一个真实的笑话开始流传起来:很多人出国旅游,买回来的纪念品,几乎全部是“Made in China。”

关于中国制造业的地位,数据或许更为直观:198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总量的1.5%,仅为巴西的一半。199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巴西,位列发展中国家首位。2006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过日本,名列全球第二。

“世界工厂”的现象,引起了全球的经济学者的关注。德勤公司在2003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称“中国之于21世纪,已经应得如当年英国之于19世纪。而且,中国表现得越来越好。”一位美国记者甚至做过一个疯狂的决定,一年之内她和家人都不再使用“中国制造”。

这个念头是在圣诞节前夕冒出来的,但她很快发现,全家人无法愉快地过节了,灯泡、圣诞树、圣诞老人、圣诞袜,一切来自于中国。她很快发现,这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折磨。她完全无法在市场上找到价格合适的替代品。

一年后,她把这一段“有趣又充满挫折的冒险生活”记录了下来,结集出版《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并且和“中国制造”重修旧好。在书中,她得出结论,离开“中国制造”简直难于登天,美国人的生活已经和中国紧密相关。

但是,“世界工厂”一直是充满诱惑,也埋藏陷阱的说法。“世界工厂”的由来,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工业革命后,英国凭借先进的科技、股份制的公司制度、金融中心地位、遍布全球的殖民地,以及强大的海军,建立了一个以英伦三岛为中心的全球贸易网络。英国在国际分工中扮演“工厂”的角色,其他国家扮演原料供应国和消费市场的角色。

英国制造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其制造规模和制造能力,足以影响全球的消费品产量和价格。随后,美国、日本、德国,都曾扮演着类似制造业中心的角色。

有学者曾指出,中国“世界工厂”与这一概念截然不同,且有另外一层的含义:中国对外贸易的高度依存。2006年前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达到70%进出口还在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较高的外贸依存度,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潜在的风险。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应该迫切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提升内需在总需求中的份额,建立一个与中国人口规模、疆域、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开放式的大国经济。

外资企业见证了中国经济的转变,也享受了中国消费市场崛起的红利。盖保罗来到中国的第二年,1997年,他已经意识到,中国不仅是个适合建厂的地方,更有着广阔的消费增长潜力。欧莱雅小心翼翼地在北京开设了内地一个专柜,且仍然由香港公司接管,但却从此打开了中国内地市场的潘多拉魔盒。

从巴黎欧莱雅品牌起步,欧莱雅逐步将闻名欧美市场的美宝莲、兰蔻、植村秀、阿玛尼等品牌带入中国市场,其中美宝莲成为首个在中国创造10亿元销售额的彩妆品牌。

民众收入的增长,带动了高端化妆品的消费。2008年,欧莱雅高端品牌兰蔻全国百货店零售额达到14.82亿元,全国排名第一;而2009年,兰蔻在杭州大厦以5500万元的年销售额创下全球第一佳绩。

此时,刺激内需增长的另一因素——消费互联网,也走到了变革的前夜。2012年11月11日,更名之后的天猫,迎来了第三个双十一。12日零时,蓝色荧光屏幕上的数字锁定在191亿。在当时,这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

一位参与其中的阿里人对此记忆犹新,“第一次双十一,GMV5000万,不过是线下百货公司一年的销售额,品牌无感。但是,当数据攀升到191亿时,对所有的零售品牌而言,都是巨大的刺激。他们无法忽视天猫。”

差不多同一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放4G牌照,宣告中国通信行业将进入4G时代——这也标志着中国互联网将迈入移动互联网时代。

永远不要低估了技术带来的效应,3G网速理论速度1M~5M,4G网速理论速度是100M。这意味着3G时代难以达到流畅体验的图片加载、视频播放、移动支付等,都将发生质变。此外,由于手机大幅降低了触网的门槛,互联网用户规模激增,电子商务进入真正意义上的黄金时代。

以彩妆领域为例,据Euromonitor、英敏特报告、凯度消费者指数等专业数据显示,2012至2017年,中国彩妆市场复合年销售额增长率超过13.7%。在2017年,95%的中国都市女性消费者曾至少使用过一次口红或唇彩。同年,有35%的美妆消费者增加了护肤或彩妆步骤。

2010年入驻天猫的欧莱雅,成为中国市场激增的获益者之一。2015年,欧莱雅中国成为集团全球第二大市场。次年,欧莱雅成立专门的电商部门,阿玛尼和YSL等集团旗下24个品牌相继入驻天猫,并一直保持高速增长。

欧莱雅并不是个例,不论是资生堂、雅诗兰黛或者是宝洁,中国市场的增速一直在全球范围内遥遥领先。而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服装、饮料等领域。

这是一项有关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战略选择——中国市场的崛起成为了撬动这轮转变的阿基米德支点。从2012年到201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1万亿元增长到40万亿元,年均增长10.94%,在2021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消费市场。

虽然跨国公司在不断深化其“本土化”的进程,但他们所处的中国市场也在经历一场新的变革。

互联网为消费品牌带来了新的变量。崛起于草莽之间,互联网平台绕开了繁冗复杂的线下渠道,降低了创业者的门槛。有意无意之间,为国货品牌挑战国际巨头提供了可能。欧莱雅们的中国挑战者出现了,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

2016年8月,在广州的一个破旧写字楼里,一群年轻人怀揣着办一家前所未有的美妆公司的梦想,创办了逸仙电商。办公室的上一任租户是一家倒闭了的公司,留下了许多电脑没有搬走。当时囊中羞涩的创始团队,把这批电脑收拾收拾利用了起来,就成了逸仙电商初始的硬件配置。

2017年3月,完美日记入驻淘宝,随后上线天猫。2018年天猫双11,完美日记成为当天天猫彩妆品类第一个销售额破亿的品牌。为了应对巨大的客流量,各个部门的人都前往支援客服和物流。一个月后的双十二,完美日记更进一步,首次荣登天猫彩妆品类的销售冠军。

差不多同一时间,游戏老兵唐彬森跨界进入软饮行业,创立元气森林。到2020年的双11,元气森林创造了1天卖出2000万瓶的记录。成立仅4年,凭借这个成绩,元气森林就挑落多年霸主可口可乐,同时斩获天猫双11饮品第一名。

这些变化指向了一个问题:对于外资企业而言,中国市场拥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但同时也拥有最“灵活”,反应最快的竞争对手。商业竞争的黑天鹅事件随时会发生。

以往只要是一个洋品牌,铺满中国超市的渠道,就能够赚得盆满钵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不能读懂中国消费者,国际品牌将无路可走。

但对于跨国企业而言,读懂中国,并非易事。宝洁在2002年曾将旗下的沐浴露品牌“激爽”引入国内,主打振奋概念的激爽显然更适合喜欢早上洗澡的欧美人,而习惯睡前洗澡的中国人就更青睐六神的清凉入睡。宝洁在激爽上投入不少,但因销量惨淡,最终在三年后黯然退市。

为了进入中国市场,欧莱雅甚至准备了10年——早在80年代,欧莱雅就在总部成立了中国研究中心,分析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肤色等。

盖保罗对于中国市场,也有自己的思考:首先要走近、倾听消费者,了解和尊重他们的需要和选择;其次要具备适应变化的能力,同时保持谦虚的心态;任何时候都必须向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一流的服务。“中国是个地域辽阔、地区差别显著的市场,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时刻以开放的心态来研究、满足不同的消费者需求。”

2003年和2004年,处于上升势头的欧莱雅公司分别并购中国大众护肤品第一品牌小护士、高端护肤品牌羽西,在此基础上,欧莱雅公司成功引入了旗下护肤品牌卡尼尔,并大力推进本土化战略。

为了打造更适应中国消费者需求的产品,2005年9月,欧莱雅在上海浦东设立了中国研发中心,羽西、卡尼尔、美宝莲等彩妆和护肤品都开始在中国研发或制造;除此之外,欧莱雅还将亚太地区管理发展培训中心设在上海。

国际品牌正在形成一种的共识:将生产靠近消费腹地不够,将销售增添线上入口不够,要将研发中心搬到离市场更近的地方,要让数字化转型上移到研发环节,这是今天中国市场传递给消费品牌的重要信号。

这个数据仍然保持增长。2019年,全球市值250强的外资品牌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的有108家,占比43%,其中至少15家企业在中国开设的是全球研发中心。仅在上海一城,外资研发中心累计超过420家,其中,40多家为全球研发中心,近20家为亚太区研发中心。

中国零售环境的数字化,使得中国的研发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目。“这两年我们才真正感受到快消品的‘快’。竞争不再是同老对手打,那些层出不穷的电商品牌、网红、爆款,倒逼新产品研发周期不断缩短。不断对市场作出预判,才能缩短研发周期,因此,品牌越来越依赖消费洞察、人工智能方面的数字化工具。这需要我们能整合外部资源,形成创新联盟,跨行业、跨领域开展协同创新。”某国际知名日化品牌的高层曾透露。

2019年6月,欧莱雅和天猫新品创新中心(TMIC)共创的首个C2B产品上市——零点面霜。该单品目前销售额突破3个亿,首月破5万件。这是欧莱雅在全球市场从来没有过的创新方式。

TMIC成立于2016年,通过天猫的消费洞察,帮助品牌研发新品。通过TMIC,品牌新品孵化周期的平均值从18个月锐减至6个月,更重要的是,天猫对研发环节的支持还让新品成功率从5%提升至60%,品牌拉新率提高了1.7倍。

今年1月,欧莱雅首个男士彩妆产品“修颜小黑管”上线,在上市3天内就卖掉3.5万支。这是欧莱雅在全球的首个男士彩妆品牌。

2020年初,欧莱雅和天猫开始共建色彩知识库,试图寻找最适合中国女孩的口红色号。欧莱雅将87个品牌的所有口红色号开放给天猫TMIC,TMIC通过视觉识别等技术,将色号库扩充至2000多个。并且根据消费洞察,给到欧莱雅今年的流行色指引。2021年2月,基于色彩知识库的首款口红上市,目前销售已经过万。这个色彩知识库将用于YSL、阿玛尼等欧莱雅高端彩妆线。

2020年,在疫情导致全球经济下滑的大背景下,欧莱雅在全球美妆市场销售额同比下滑约8%。但在中国市场,它却获得了同比增长27%的佳绩。欧莱雅集团高层表示,“我们掌握强大的数字技术,在电子商务中的领导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在线销售额在集团总销售额中的占比超过四分之一。我们今年在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美妆市场上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

“中国以前是一个新兴市场,但现在已经是集团创新和数字化的枢纽。”欧莱雅高层表示。对于这家百年国际巨头而言,天猫不仅是线上销售渠道,更是品牌的创新中台。

除了欧莱雅之外,和天猫TMIC合作的跨国企业研发中心还有很多,汉高、妮维雅的母公司拜尔斯道夫、飞利浦等等。这个名单仍在持续增加。在可预见的未来,趋势不会改变,只会加速到来。

20年前,国际上流行一个说法:中国是“世界工厂”,印度是“世界办公室”。一个有制造业优势,一个有服务业优势。摩根士丹利多年前的一份报告还曾预言,中印的产业结构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中国会发展面向全球的服务业,印度也会发展制造业。

而今,预言一部分变成现实,虽然印度的制造业还远不发达,但中国的服务业却已占到经济的半壁江山。外国品牌也开始在中国投研发,中国肥沃的互联网土壤能够让产品创新最快速地、最大范围地落地市场,广阔市场上的价值信息又将通过互联网平台反哺产品创新,这是平台的价值。

过去40多年里,中国的消费品起于人口红利,盛于广阔市场,再到平台加持。更重要的是,产业链上的高附加值环节开始引入到中国,又留在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到研发中心,这是中国产业链地位的一次崛起。(来源:远川研究所 作者:余佩颖、于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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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一哥浮沉背后 揭示基金业另一个残酷事实                 
【研究员】:wh
中国公募基金诞生以来的20多年,粗略估计有超过10000人担任过公募基金的基金经理,真正帮客户跑赢通胀的并不多。而如果从中选出知名度和影响力能够“出圈”、甚至引发全民追捧的,那么候选人大概就只剩下四位:王亚伟、任泽松、陈光明、张坤。

                                 

【博览财经特稿】基金经理这个岗位,在每个国家都是普通人艳羡的金领职业。美国自然树立了全球“标杆”,最极端的案例发生在次贷危机之前:2006年,美国康涅狄格州的6位对冲基金经理净赚了21.5亿美元,直接将该州360万居民的平均收入生生拉高了600美元,实现了统计学意义上的先富带动后富。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金经理们在纸醉金迷方面,也做足了模范带头作用,比如摩尔资本的路易斯·培根(Louis Bacon)身价21亿美金,曾在纽约长岛海湾买了私人岛屿,给岛上的每只乌龟都装上传感器,以方便观察它们交配。

与此相比,这两年国内基金大跃进催生出的80后甚至90后基金经理们,目前还处于操心学区房和“小升初”的初级阶段。

唯独在“学历密度”这方面,中国资管行业已经赶英超美。“陆家嘴懂半导体的比张江还多”也许是个段子,但学霸云集的确是国内基金一大特征。王兴曾说中国的本科率只有4%,其实基金经理的本科率也只有4%——剩下的96%是硕士和博士。

基金们不光看重学历高低,还青睐名校背景——985只能保证HR不把简历直接扔垃圾桶,清北复交的本科才是“硬通货”。前段时间比较热门的几位基金经理:易方达张坤、景顺长城刘彦春、中欧葛兰、广发刘格菘等都是出身清华。

学霸密集的背后,是基金行业的另一个残酷的事实:名校背景只是筛选聪明人的一个手段,而聪明仅是决定投资成功的诸多因素之一(而且显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能够把智商和学历上的优势反映到净值曲线上的,少之又少。

中国公募基金诞生以来的20多年,粗略估计有超过10000人担任过公募基金的基金经理,真正帮客户跑赢通胀的并不多。而如果从中选出知名度和影响力能够“出圈”、甚至引发全民追捧的,那么候选人大概就只剩下四位:王亚伟、任泽松、陈光明、张坤。

尽管在2015年11月杭州湾跨海大桥上的那场惊天追捕之前,中国股民眼中的“神”一直在私募,而非公募。但相比于很多“有钱也买不到”的明星私募基金经理,出身人人皆可申购的公募的上述四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基金一哥”。

在这个天生自然卷的行业里,勤奋和聪明是底线要求,无法解释一个人的成功。一代版本一代神的背后,他们究竟是如何成长为“一哥”的?

中国公募基金的第一代顶流,是一个对新基民来说有点陌生的名字——王亚伟。

公募基金这个行当,有一个出镜率很高的词汇:拉长来看。一年周期基本不够看,三年五年周期属于基本操作,十年也只能勉强够得上“弹指一挥间”。但作为21世纪中国基金行业第一个超级明星,王亚伟创造了一个几乎不会被超越的纪录:

从2005年12月31日到2012年5月的六个完整自然年度里,他管理的华夏大盘精选拿过两次冠军、一次亚军,最差的一年也是全市场第26名。势头最猛的2007年,王亚伟以226.24%的收益率登顶全球基金经理业绩第二。

在王亚伟的鼎盛年代,他调研哪家公司,哪家公司就先涨为敬,甚至有时王亚伟本人还没有出发,消息就已经传导到公司股价上。无论是实打实的回报率,还是散户与媒体的如影随影,都是如今很难再出现的场景。

而更难以被复制的,是王亚伟身处的年代。1989年,王亚伟以安徽省理科状元的身份考入了清华电子系。在他大二那一年,上交所、深交所正式设立,证券投资的兴起引发了他的兴趣,便开始选修经济学。毕业时他拿到了清华经管的双学位,辗转去了华夏证券东四营业部上班,租住在东四半地下室。

1998年,海外宏观对冲基金围剿亚洲金融市场,冲击之巨大,让国内金融监管部门意识到,设立中国基金业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随后,被业内称为“老十家”的基金公司陆续诞生。原华夏证券东四营业部的总经理范勇宏,带着旧部下王亚伟筹建的华夏基金,就是其中之一。

同年四月,白酒龙头五粮液上市,王亚伟在45元左右买入70万股,短短一周浮盈千万。他决定等股价涨到70元,就全部抛光,偏偏五粮液摸高69.8元后便一路阴跌。两个月后,王亚伟在47元附近全部卖出,原本近1800万的浮盈,因区区0.2元之差化为乌有。

2001年茅台上市,王亚伟又重仓买入,结果深套两年后,他在20元的历史最低点,割肉了这只日后的四百倍牛股。

一直到2005年,王亚伟都没有找到价值投资的感觉。作为当年提拔王亚伟的伯乐,范勇宏说服王亚伟暂且放下投资,去美国沃顿商学院“脱产学习”一段时间。这三个月的学习,让王亚伟打开了思路,发现了那个年代最值钱的资产——重组股。

2006年三季度,一家名为岳阳兴长的湖南化工企业出现在了王亚伟的持仓中,总市值不足20亿。为了满足基金合同规定,华夏大盘精选专门以通讯方式召开持有人大会,修改基金合同,把大盘股的定义修改为总市值不低于15亿元的股票。

12月末,岳阳兴长宣布因重组停牌,次年2月公告与湖南高桥公司达成重组意向。期间公司又与“胃病疫苗”保持着暧昧的研发关系,手法和让人关灯吃面的重庆啤酒别无二致。复牌后的岳阳长兴连续10个涨停板,早已埋伏其中的王亚伟一战成名。整个2007年,他以领先第二名35%的成绩,登顶公募股票冠军。

从此,王亚伟开启了无人能敌的业绩神话。在那个大量国有企业进行股改的年代,王亚伟站在风口上接连押中ST广厦、ST昌河、峨眉山A、云铝股份、乐凯胶片、广钢股份等等重组概念,基金收益率一路高歌猛进。

到2012年时,王亚伟已经以年化49%的业绩,成为基金史上第一个为持有人创造了10倍收益的基金经理。

伴随王亚伟成名的是A股一段极富特色的旅途:IPO审批制下,A股上市流程又长又慢,排队的企业在证监会门口望不到尽头,堰塞湖之下催生出了囤货居奇的“壳资源”。一些公司为了加速上市,便通过资产注入的方式,买下经营陷入危机的上市公司,即所谓“借壳”,A股也因此蕴藏着很多“乌鸡变凤凰”的机会。

买重组,成为了那个时代最赚钱的投资策略。王亚伟对投资重组股毫不避讳,“我关注重组股,是因为这是我国证券市场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蕴藏着很多投资机会,对此视而不见是不负责任的[1]。”王亚伟这个话没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如何从众多徘徊在退市边缘的公司中,找到会被人出手进行资产重组的票?

被封神的另一面,这种又准又狠又极其不透明的重组投资,让王亚伟的成功始终伴随着争议。后来,徐翔一度惺惺相惜:“如果王亚伟是靠内幕信息成名,市场每天各种传闻,其他人为什么没有用这个方法出名?如果王亚伟是靠抬轿子成名,那么多年,这么多管理资产超过千亿的基金公司,为什么他们都没有砸出一个王亚伟?”

一边是甚嚣尘上的争议,一边是如影随形的舆论,最终成为促使王亚伟离开公募的重要原因。2012年5月7日,华夏基金以公告的方式,宣告了王亚伟的离职。

那一天,各路财经记者们早早赶到金融大街33号12层华夏基金总部,试图在人满为患的大会议室里找到一个绝佳的位置。王亚伟主动站到话筒前,召开了当天下午的媒体记者会,花了很长的篇幅传递自己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外界关注太高,让我压力很大。我不希望媒体对我买的股票进行报道,不希望散户因为我买了一只股票就跟着投资,他们因此赔了钱会让我感到不安……只报道基金经理买了某只股票,对于不太懂投资的读者而言,是弊大于利的。”

和王亚伟一起偃旗息鼓的,还有那个“重组造英雄”的时代。

2012年10月,离职近半年的王亚伟在深圳低调注册了私募基金千合资本。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其首只产品“外贸信托-昀沣证券投资集合计划”认购门槛足足有2000万,最终募资15亿人民币,“千纸鹤1号”的认购门槛也高达1000万元。

遗憾的是,初代公募一哥王亚伟的私募生涯虽起于高光,但当重组的年代渐行渐远时,他身上的光环也逐渐黯淡。

此后几年,王亚伟的私募产品认购门槛一路下滑,昀沣4号为300万元,“中铁宝盈祥云1号”再次降到了100万元,与绝大多数私募产品齐平。2019年1月,王亚伟还因为以日薪100元招聘量化投资助理,引起了市场关注,一度被解读为投资风格转向。

但一哥缺位的日子注定不会太久。正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哪里有牛市,哪里就有带头大哥。

王亚伟离任后,公募基金的第一个神话在2012年低迷的行情中画下句号,就连股票基金的发展也随之裹足不前。同一时期,以余额宝为代表的货币基金异军突起,当时最受瞩目的股票基金经理,还是因“老鼠仓”涉案金额高达10.5亿而引起轩然大波的马乐。

收益的低迷偏逢惊天老鼠仓,信任危机之下的公募行业急需寻找下一个“明星”,来为专业机构的阿尔法代言。幸运的是,人们很快就找到了王亚伟的继任者:以绵阳高考状元身份进入清华学生物的80后学霸任泽松。

作为“四大天坑”专业之一的生物,反倒为公募行业输送了不少顶级人才,光是清华2008届生物系硕士,就先后诞生了任泽松和张坤两位顶级基金经理。相比张坤苦守茅台,任泽松入行之初就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历史进程:

随着国内经济增速下滑。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决策层接连出台宽松政策,大小盘股也因此呈现出了史无前例的分化。反映到二级市场,2013年,创业板指数从年初的700点一路飙涨,十个月的时间翻了一番,同期沪深两市综合指数还在亏钱。

这种急剧的风格变化下,年仅28岁的任泽松在2012年底挂名中邮战略新兴产业基金经理,重点挖掘创业板中符合“战略新兴产业”的上市公司。2013年,任泽松的基金全年净值增长80.38%,远超同类16.33%的平均涨幅。

当年7月,共同管理这只基金的厉建超因“公司经营管理需要”卸任,不到30岁的任泽松走马上任第一年就独享股基冠军,堪称梦幻开局。

公募基金的年度冠军一般有两种结局:一种是陷入“冠军魔咒”,一年走牛一年走熊,然后被市场遗忘;一种是打破冠军魔咒,只要保持业绩领先,加冕“公募一哥”宝座。

2014年春节后,创业板指又开了一次过山车,起起落落回到原点。背负着“冠军魔咒”和信任压力的任泽松,反倒凭借东方网力(现ST网力)、尔康制药、博腾股份、旋极信息等独门重仓股的暴涨,排名市场全年前4%,一战封神。

也许是为了避免让任泽松“公而优则私”,自己去开私募,总部在北京的中邮基金,直接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任泽松投资工作室”,颇有流量明星的感觉。人事管理、产品设计、风控合规的权力统统下放,相当于让基金经理直接在公司里开办自己的小团队。

2015年3月24日,任泽松投资工作室在轰轰烈烈的大牛市里正式挂牌成立。在面对《证券日报》记者的采访时,没有亲历过熊市的任泽松,对形势一片大好的创业板仍然信心满满:“这次股市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居民资产第二次再分配,第一次是十年前的房地产。十年前到现在房子涨了10倍,可能涨到3、4倍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唱空房地产,但最后涨了10倍,现在的创业板也是,从底部起来到现在涨4倍,很多人都说有泡沫。也许以后你回过头来看,发现现在还在山脚下。”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不是我玩的大,是你们格局小。2015年上半年,任泽松不仅是公募的排头兵,还是乐视网的头号拥趸。作为全市场持有乐视网最多的公募基金经理,任泽松的业绩随着乐视网的爆发,半年飙涨150%。2015年5月11日,任泽松在大牛市光辉灿烂的顶点,发行了新基金中邮信息产业,一日募集破百亿。

事实上,彼时创业板泡沫破裂的危机已经若隐若现,各大上市公司通过兼并、收购、高位定增等方式做大公司市值,也有很多创业公司继续通过借壳的方式登陆A股市场。当时,市场上已经有不少声音预警,兴全基金就在2015年一季度报告中这样描述:“活跃的资本市场对促进直接融资和经济转型的积极意义,但我们同样认为,近来高歌猛进的市场表现低估了改革的难度,忽视了转型的艰辛和可能经受的苦痛。”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收手吧,阿祖,外面全是警察。之后便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故事——泡沫破裂的悲伤六月、熔断来袭的恐慌新年、下周始终没回国的贾会计,让任泽松的悲伤逆流成河。2017年,腾讯的联合创始人曾李青在乐视危机发酵之际发了一个朋友圈:“对这么明显的庞氏骗局都不能看出来的,不配在投资圈混,也不适合创业……所有买过乐视股票的基金经理、参与乐视其他项目投资的投资机构的投资经理,你们在这个行业的生涯估计也险了。”

虽然没有点名任泽松,但他的职业生涯确实也摇摇欲坠。刚为乐视网的梦想心碎完,爱股尔康制药财务造假落得实锤,重押宣亚国际蛇吞象又中道崩殂……持仓股一个个成为市场避之不及的大雷,任泽松只能眼看着自己在2017年业绩垫底而无能为力。

双创时代的疯狂在于,很多人自以为走在了正确的方向上,便以为超速驾驶不是问题。创业板指至今没有回到4037的历史大顶,中邮战略新兴产业的历史最高净值至今仍停留在2015年6月3日;而牛市里买了任泽松新基的人们,等来的不是回本,而是任泽松的一纸离任公告。

2018年年中,任泽松在争议之中离开了中邮基金。在面对媒体时只说了一句话,“我太累了,想休息一段时间。”

2016年5月,熔断后的市场惊魂甫定,公募基金一片狼藉之时,一篇名为《价值投资正当时》的演讲稿在微信群之间竞相传阅。刚刚经历了价值毁灭的人们,对价值投资虽然冷嘲热讽,又期待市场被其拯救。

演讲稿的作者是东证资管前董事长陈光明。和王亚伟一样,陈光明也曾赴美进修,只不过前者在沃顿商学院顿悟:投资不能拘泥于价值投资,要灵活多元,回国后迅速成为A股市场押注重组的代表;后者跑去哥大访学,回国之后却开始坚定不移搞价投。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商学院在投资理念方面,也有路线斗争。

在王亚伟和任泽松呼风唤雨的十年里,陈光明的名字很少被人提起,每年的短期业绩也没有出奇之处。2015年,整个市场为创业板而窒息的时候,陈光明却在一个大盘股身上焦灼地履行“积极股东主义”。他喜欢买优秀的管理层,但重仓的万科却深陷“宝万之争”的泥潭中。

7月,市场还在经历惨烈的杀跌,宝能系趁虚而入举牌万科。陈光明飞赴深圳调研,表示自己对管理层的支持,提醒公司“注意举牌的后续发展”。此后事件升级,宝能提出要罢免万科全体董事和管理层,陈光明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一度联系报社预约版面,尝试刊发支持管理层的公开信,向“野蛮人"宝能施压。

陈光明事后回应:“很多关心我们的朋友和机构都说干嘛去这趟浑水。但我们很坚定……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觉得优秀的管理团队是企业最宝贵的核心资源,作为机构投资者应该站出来支持管理层。”

2016年最后一个月,在证监会对险资举牌的定性谴责中,指数又经历了一轮下跌。时任证监会主席刘士余留下了一句可以载入中国证券业史册的喊话:“希望资产管理人不当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做兴风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

在横扫一切土豪妖精害人精的强监管之下,2017年的A股绝处逢生,被兴业证券研究所副所长张忆东定义为股票中“京沪学区房”的核心资产,率先走出阴霾。

从指数上看,这一年的A股很难说是牛市还是熊市。上证综指全年上涨7%,但超过76%的个股下跌,全部个股的收益率中位数是-20%,但代表“核心资产”的上证50却上涨25%。核心的驱动因素除了外资扫货,龙头大白马在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受益于行业集中度的提升,ROE明显回升。站在“好公司”这一边的陈光明,大获全胜。

这一年,陈光明的代表产品东方红4号重仓了一批A股大白马,净值上涨66.19%,超越沪深300指数涨幅40多个百分点。此外,2016年就发现港股处在价值洼地的陈光明,早早南下把吉利汽车买到了第一大重仓股的位置,而吉利也不负所望,单年度贡献了277.03%的涨幅。

除了陈光明,林鹏管理的公募产品东方红睿华沪港深、东方红中国优势、东方红睿元也包揽了2017年主动型基金前三甲。打开他们的重仓组合,伊利股份、吉利汽车、海康威视、隆基股份、美的集团、恒瑞医药等公司,无一不是细分行业龙头。

A股股民们第一次发现,原来这些耳熟能详的大公司,才是赚大钱的主角,不靠概念和重组,东方红靠“幸运的行业+能干的管理层+合理的价格”,利落拿下白马行情,也让市场看到了他们在价值投资上的言行合一。

严格意义上来说,陈光明主攻券商集合资管,而非东方红公募系列产品,“公募一哥”的称呼未必准确,但精准地形容了他的影响力。

十年前,一批头部基金公司几乎与东方红同时开始喊出“价值投资”、“基本面研究”的口号,但十年后,只有东方红用业绩和持仓,真正贴上了价值投资的标签。另一方面,与王亚伟、任泽松在争议中奔私不同,陈光明几乎是在2017年底最高光的时刻,选择激流勇退,辞去了东证资管董事长的职位。

2018年,他找来自己曾经的老师,后赴兴全任副总经理的傅鹏博,火速申请下一张极其宝贵的个人系公募牌照,此后新成立的睿远基金,但凡出手,便是爆款。

一演讲就10万+的陈光明,此后越来越少出现在公开场合。深谙与舆论相处之道的陈光明,没有挂帅公募基金,而是把自己的名字隐藏在了专户(类私募)中,一来更有益于做绝对收益,二来也不会因为持仓信息频繁上新闻,引来不必要的跟风。

高光过后的陈光明,隐身嘉里城,深藏功与名。即将迎来大浪潮的公募,需要寻找新的一哥。

陈光明离开东方红不久,A股就进入惨淡的2018,贸易战和去杠杆的双重打击下,公募基金的日子也不好过,基民们纷纷用钱投票,逃离亏损现场。

当上市公司们在2018年四季度财务报告中集体计提商誉减值,挖下业绩大坑,把沪深300指数一路打击到2019年1月的2935点时,一场新的牛市已经在遍地哀鸿中酝酿成型。两年多的时间里,沪深300上涨了78.16%,公募基金否极泰来。

2019年,刘格菘凭借广发双擎升级以122%的收益斩获冠军。2020年,疫情之下的市场得益于宽松的流动性再度爆发,极端的分化让公募基金在个股的收益率中位数只有3%的情况下,斩获59%的收益率中位数。而翻倍的基金多达121个,其中农银汇理的年轻基金经理赵诣凭借对新能源的精准押注,一举包揽前四名。

资管新规打破刚兑的政策引导、地产行业的监管加码叠加整体业绩的大爆发,让公募基金在2020年迎来量价齐升的火热行情。但这一次,人们似乎对年度冠军已经脱敏,最终用真金白银买出来的“公募一哥”,不是刘格菘,也不是赵诣,而是从没有拿过短跑冠军的张坤。

2020年基金年报公布后,中国基金行业历史上第一次突破20万亿,也诞生了第一位管理规模破千亿的权益基金经理——张坤。

虽然他从来没有在一年期的比赛中拿下胜利,但从2012年9月28日履职易方达中小盘基金经理后,这只管理时间最长的基金已经创造了超过7倍的回报。凭借任期27%的年化,张坤的长跑业绩在同行当中数一数二。

在混沌的股票市场里,业绩的积累,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流量的爆发,只需要一点助推。预见了白酒股爆发的张坤,却没有预见到自己会成为第一个拥有后援会和微博超话的基金经理。因与流量明星蔡徐坤撞了一个“坤”字,“坤坤勇敢飞,ikun永相随;坤坤不老,蓝筹到老”的粉圈话术,让他迅速出圈。甚至由于支付宝上关注他基金的人群较多,讨论区至今还是互联网青年们的大型相亲现场。

但喧闹的环境,未必是这位清华学霸的温柔乡。2015年,清华同届校友任泽松在创业板上风生水起、坐稳彼一时的“公募一哥”。而当年易方达最成功的基金经理,是力压任泽松,在全通教育、石基信息、东方财富等股票上疯狂博弈的宋昆,他以12倍的换手斩获172%的收益,拿下2015年业绩冠军。

彼时,当了三年多基金经理的张坤,每年不是跑输沪深300,就是跑输同类平均。处于业绩低谷的张坤,跟着自己的前辈蔡海洪搬到了研究部一个冷清到只有四个人的小角落,除了蔡海洪和张坤,剩下的两个人是廖振华和萧楠。在他们为数不多的共同点中,除了不爱说话之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业绩挣扎。

但六年后再回首,命运迥然。当年的宋昆已不见踪影,奔私的任泽松也没再激起水花。曾经在安静的角落里默默读书的四个投资经理——蔡海洪和廖振华如今已是百亿私募睿璞的合伙人,张坤和萧楠则伴随易方达在公募行业的登顶,成为了公司的两张王牌。

在大盘股最不受待见的2013年至2015年间,张坤依然重仓诸如茅台、五粮液、老窖、伊利等上市公司,坚持自己的选股逻辑。各路牛鬼蛇神梦魇狂奔的2015年,并不是他第一次对抗市场的压力。

2013年,刚当上基金经理没多久的张坤就开始大手笔建仓茅台,但是塑化剂和三公政策利空下,茅台一路阴跌。市场前脚刚把茅台价格打下来,张坤后脚就加满仓位。整个2013年茅台股价从200多腰斩,但执着的张坤,在当年易方达中小盘总规模不过20多亿时,累计买入了2.36亿的茅台。

在白酒这个极其特殊的供给上,王亚伟两次折戟,张坤却不依不饶地重仓茅台8年、五粮液7年、泸州老窖5年半;尽管极致的行业风格让不少人担心组合失衡,但张坤的理由是,“好东西你也要配够量才好。”

这种高举高打的做法,让张坤的基金成为了“核心资产归来”过程中的最大赢家之一。2019年之后,被贸易战和去杠杆中断的分化行情接着奏乐接着舞,盈利稳定的消费龙头独得机构的长情。茅台一路向上突破2万亿市值,五粮液7年上涨15倍,泸州老窖也在张坤持有的5年中录得10倍多的涨幅。

2021年上海高考作为题目只有短短一行字:有人说,经过时间的沉淀,事物的价值才能被人们认识;也有人认为不尽如此。这似乎是对两代“公募一哥”的疯狂暗示——在张坤的持仓里,白酒开出了时间的玫瑰;但对于王亚伟来说,浮亏耗尽了他最后的耐心。

说到底,白酒还是那些白酒,只是人们对“好”的定义变了。以前玩重组虽说胜率低但赔率高,如今捧白酒捧的就是高胜率。毕竟在现在这样的环境下,确定性高才是真的好。

审美的变化,也让张坤不再是2013年默默无闻的张坤。敢重仓、抵换手、高胜率的选股策略,让很多基金研究者把张坤看作是中国“最像巴菲特”的人。络绎不绝的机构希望请到张坤路演,但除了社保基金外,大部分的邀请都被张坤以“专注研究”为由而谢绝。

“安安静静做投资是多大的幸福。”这位新任“公募一哥”成为基金届的流量之王后发出的感慨,与当年王亚伟离职时的自白如出一辙,但仍然挡不住同样的历史再度上演。

2021年3月26日中午,张坤的名字出现在国际医学的调研纪要上,虽然只是视频会议的形式,但千亿规模后首次现身上市公司调研的新闻迅速引发连锁反应,怀抱着“建仓建在千亿张坤之前”的资金们,直接把午后的国际医学推向涨停。

在一个个人投资者占比仍然很高的结构里,“一哥”被抄作业是必然的事情。流量之巅,身不由己的压力,历来也是“公募一哥”这顶王冠的题中之义。聚光灯之下,王亚伟、任泽松、陈光明,不是做私募就是做专户。未来,张坤的选择又会是什么?

尽管听起来很俗,但不得不说的是:每一代的“公募一哥”所斩获的成就,固然离不开个人努力,但更多的是踏中市场风格的“历史进程”。

王亚伟的神话业绩,与股权分置改革年代下,大量的重组的机会密不可分。王亚伟掌舵的华夏大盘精选,在2007年之后再未开放申购,也与其投资风格需要控制资金规模有关。

任泽松的成败,是双创时代从亢奋走向疯狂,继而走向幻灭的见证。诞生于2012年底的成长股大牛市,除了为全民普及了“市梦率”这个词,给中国科技行业带来的真正助益其实很有限。

陈光明立下的价投标杆,得益于供给侧改革进程中市场对“核心资产”的价值再发现,也是价值投资渐成主流的“定价红利”;而市场对张坤的追逐,则是进入正反馈的公募对护城河和确定性的“偏爱”。

身在王亚伟时代的“张坤”们注定汲汲无名,而在如今的这个属于张坤的时代,“王亚伟”们也只能接受黯淡。公募一哥轮流登场,或有高光、或有坎坷、或有唏嘘,中国证券市场也在风霜雨雪中几经沉浮。无论他们的最终归宿何方,他们都曾是被一个个时代选中的幸运儿。时代创造了英雄,英雄却无法改变时代。(来源:远川投资评论 作者:张婕妤)



                        

很多人出事身败名裂抑或濒临破产 王振华出事后身价却暴涨                 
【研究员】:wh
发家后,王振华一度被视为21世纪初苏南企业家中的领军人物,众多光鲜的头衔和荣誉职务加身,他也“饮水思源”,举起了慈善的旗帜,当起了“慈善家”。他不仅给村里捐资敬老院和小学,为村里修路、办露天电影,还捐资设立“关爱老工人”基金会,又是发钱又是亲自登门拜访。

                                 

【博览财经特稿】互联网是没有记忆的,可能很多人已经忘记了他:上市公司掌舵人、亿万地产大亨、慈善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江苏省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他叫王振华。他还有一个鲜有人知的身份:猥亵儿童者。

在案发近两年后,王振华猥亵女童案尘埃落定。2021年5月19日,上海二中院依法对被告人王振华、周燕芬猥亵儿童上诉一案进行了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本是一个很简单的猥亵儿童案,却因王振华有着超乎想象的金钱与权势,让案子变得扑朔迷离,前前后后拖了近2年。更为魔幻的是,王振华猥亵女童入狱,新城系股价却大幅上扬。王老板可谓人在牢中坐,身价暴涨145亿。

颇具争议的发家史

据南风窗、三联生活周刊等媒体的报道,王振华在企业初创期的财富积累过程,充满了猎杀的血腥和时代的耻辱感。这个过程中,他与政商、资本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爱恨交集。

湖塘镇隶属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1962年,王振华出生在该镇王野鸡村。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兄弟五人,他最小。

1979年王振华高考落榜,只得顶替母亲去红旗棉纺织厂上班。一年后他却以棉纺织厂普通青工的身份再度获得进入大学的机会,拿到了大专文凭。当时,负责王振华大学日常管理的一位陈姓校领导,是他高中同学陈静的父亲。几年后,也成了王的岳父。

大专毕业后,王振华被分配到武进第一棉纺厂工作。具备大学生、本地身份和年轻三重优势的他,仅用五年就升任为车间副主任。

改革开放初期,苏南地区为配合国家出口创汇的目标,一度兴起了大办轻纺工业的潮流。作为棉纺织厂领导,王振华抓住了集体企业产权变革的红利。1988年,他开始主持一家从老棉纺厂分拆出来的小型织布厂。靠着这家织布厂,几年下来积攒了200多万元。

彼时整个湖塘都在搞村镇建房,农村平房都要拆掉建楼房。发迹后的王振华解读出其中的巨大商机,他不久就关掉织布厂,全身心投入到另一个更赚钱的行业:房地产。

1993年7月,年仅31岁的王振华和另外4个创业伙伴,筹资创办武进新城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新城控股前身),并为企业戴上了镇办集体企业的帽子。仅10天后,武进县政府就提出要搬迁至位于湖塘镇镇中心的新址,而新城投资建设公司也搭上了政府土地开发的顺风车。

1996年,王振华在武进新城公司基础上注册了新的企业主体“新城控股”,接盘了常州市老城区危旧住房的改造项目,陆续开发了中凉二村、中凉花园东区等七期工程,规模开始膨胀。

1998年,新城控股进军常州市区,先后拿下不少拆建、棚改以及住宅项目,成为了当地房地产“黑马”。从1998~2002年,“新城”的年销售面积由最初的6万平方米增加到26万平方米,营收突破1.5亿元,总资产达到10亿元规模。

2009年新城总部从常州搬到上海。进军上海之后,“地产黑马”新城控股开启了狂飙突进的时代,重点打造大型商业体“吾悦广场”项目,业务范围拓展到华东十几个城市。天眼查资料显示,截止2019年,王振华实际控制着65家公司,其中由他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就有33家。

从2003年开始,整个常州市“拆”字当头,过去的村庄和小工厂统统变成了住宅楼以及商业地产。新城控股通过各种手腕,尽可能把地块囤到手里,这些老城区核心位置的土地,地段好、上涨空间大,无论是建成住宅楼盘还是搞商业综合体,都是稳赚不赔,简直跟印钞机一样。

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新城系”旗下的新城发展在香港上市时,有好几位常州以及武进的地方官员一同出现在敲钟现场。2015年12月,新城控股实现“B转A”,成功在上交所主板上市,当日报收于每股29.35元,涨幅近200%,市值突破500亿元。王振华就此跻身“百亿级”地产巨头,成为了坐拥三家上市公司、数百亿资产的房产界巨子。

2019年3月,《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中,他以41亿美元(近300亿元人民币)的身家,排名世界第478名。

“多面手”王振华

发家后,王振华一度被视为21世纪初苏南企业家中的领军人物,众多光鲜的头衔和荣誉职务加身,他也“饮水思源”,举起了慈善的旗帜,当起了“慈善家”。

他不仅给村里捐资敬老院和小学,为村里修路、办露天电影,还捐资设立“关爱老工人”基金会,又是发钱又是亲自登门拜访。整个常州城里,人人都知道有这样一位“王大善人”。

2013年,新城控股创办了大型公益品牌“七色光计划”,这是一个旨在帮助全国各地的失学儿童以及贫困院校的公益项目。据悉该公益的核心“光彩图书馆”已遍布12个省份的38个乡村小学。

王振华特别乐意举办关爱农村儿童的活动。他会笑眯眯地说,“要努力读书,刻苦学习,你们将来一定会比王伯伯更棒”。

不过在其商业版图疯狂扩张的同时,王振华也屡陷政商共谋、情色传闻的舆论漩涡中。

2015年,反腐风暴席卷常州官场,王振华所在的武进区也有多名官员牵涉其中。先是2015年12月2日,原常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沈瑞卿落马,沈瑞卿在2005年8月至2011年5月曾担任武进区委书记一职长达6年之久。接着是武进区委副书记、武进国家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凌光耀落马。

王振华与两人来往过甚,随后也被常州市武进区纪委调查,当时舆论认为,王振华或涉及相关官员落马问题,凶多吉少。

就在所有人都猜测王振华或将遭遇人生和事业重创时,他却奇迹般地“王者归来”。2016年2月11日,新城控股发布公告,宣布王振华结束纪委审查,已经回公司正常履职。至今,关于王振华因何接受纪委调查,又因何平安归来,仍是未解之谜。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王振华在长江商学院的一位同学说,他早知道王振华情人比较多,私生活混乱。他多年和湖塘同乡女子周燕芬一家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关系。作为“皮条客”兼“情人”,周燕芬及其家庭成员也进入了“新城”的产业链,做起了建材生意。

周燕芬称自己曾长期给王振华提供女性,从包养到嫖娼,不过以前都是成年女性。但这一次她以为是“王总的口味变了”,为他带来了一个幼女。

2019年6月28日,周燕芬以“游玩迪士尼乐园”为借口,在骗取了女童母亲同意后,将在常州物色到的两名分别为9岁和12岁的女孩送到上海市大渡河路上海JW万豪酒店。但迎接她们的,却是五星级酒店里的猥亵。事后,57岁的地产大亨王振华给了周燕芬10万元。

被王振华“选中”的9岁女童在受到侵害后,向母亲哭诉,母亲火速前往上海报案。根据受害女童的验伤结果,女孩处女膜破裂,存有阴道撕裂情况,构成轻伤。

7月3日,上海警方证实,已刑拘王振华及周燕芬,当天深夜,新城系三家上市公司发布公告,承认其董事长王振华已被刑事拘留。

近一年后,2019年7月10日,上海市普陀区检察院以涉嫌猥亵儿童罪,对王振华批准逮捕。2020年6月16日,一审在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开庭,依法不公开审理。普陀区人民法院以猥亵儿童罪对被告人王振华有期徒刑5年,搭桥牵线的周燕芬被判处4年。

据报道王振华豪掷八位数天价雇佣国内最顶级最豪华的律师团队“乘胜追击”,其辩护律师为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肖霖、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董事长兼主任陈有西。陈有西大律曾是李双江之子,李天一的辩护律师,也曾为李天一强奸罪做无罪辩护。

2020年6月18日,陈有西在其自媒体平台上,公开发表千字声明,不但提请上诉,而且表达准备进行无罪辩护。上诉的理由,陈有西也在千字文中划了重点:这是一个57岁的老富翁花了10万块钱,请人把一个9岁小女孩带到酒店房间讲了13分钟的故事。

陈有西称据酒店监控录像,王振华进出酒店前后时间仅13分钟,有效可能作案时间只有5分钟;女孩处女膜撕裂是“陈旧性破裂”。

大律师还抛出惊世骇俗的底线论:王振华喜欢找年轻漂亮女性嫖宿是他的错,但16岁以下的少女他绝对不碰,这是他的底线,也是国家法律底线,嫖宿只是个人私德问题。

大律师还找了一堆专家给上海的鉴定机构挑毛病,说对方没有做鉴定的资格,鉴定书应无效。

网传陈有西该案收取的律师费高达千万之多,他回应说:“我拿10万还是20万跟案件有什么关系?”

根据陈有西对案情的描述,王振华有主观嫖娼的意图,但未能实行。这样一来,他只会受到治安处罚,交点罚款,拘留15天。

原本很简单清晰的案情,有人证,有物证,还有监控视频,可谓是证据确凿,可陈状师以一己之力,给弄得这么复杂。此番舆论再次哗然,滔天民愤如排山倒海之势席卷互联网。果然,再多的财富,也无法掩盖人性的劣迹。

入狱一年身价暴涨145亿

丑闻曝光后,王振华的独子、85后少帅王晓松迅速补位并进行风险隔离。新城控股当天深夜就用一个公告切割了新城与王振华的关系,迅速删光了所有网络上有关的负面新闻。

资本和大佬们往往具有把别人的悲剧都变成自己的喜剧的能力,每次丑闻,都不忘牟利的初心。一时有套现的,有抄底或者托盘的蜂拥而入,恶剧变成一场资本的嗜血狂欢。

事发后王振华旗下三家上市公司,在近3个交易日内合计蒸发市值逾400亿人民币,未来数月,三支股票也是持续走低。

然而触底后,新城控股的股价在2019年下半年得以拉升,此后一路走高,2021年3月初还一度突破50元。截止5月25日收盘,新城控股报收47.5元/股,总市值为1075亿。

在股权层面,王振华依旧实际控制着新城控股、母公司新城发展、物业服务公司新城悦服务三家上市平台。

原来王振华早就拿到了香港居留权,妻子是加拿大国籍,儿子拿了加拿大绿卡。早在2018年底,王振华就将他持有的三家上市公司的全部股份装入了家族信托,通过家族信托和职业经理人,设立了一个叫“Hua Sheng”的家族信托。

从邵逸夫到李嘉诚,香港的大豪门基本都是这种管理模式。家族信托也不归属任何个人,由第三方机构管理,按照设立人的意愿向家族成员分享收益权,这样一来,王振华提前完成了其家族资产版图的布局。

过去一年时间,王晓松卖掉了24个项目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保证了资金流动性,压线完成年度销售目标。

香港联交所披露,2020年4月以来,王振华先后四次增持新城发展股份,目前持股68.02%。此外,他还控制着新城控股67.17%的股份,另通过家族信托持有新城悦73.17%的股份。

最新年报数据显示,2020年新城控股实现营业收入1455亿元,同比增长69.4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3亿元,同比增长20.56%;扣非归母净利润131亿元,同比增长30.8%。

此外,新城控股还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5元(含税),预计派发的现金红利共计46.33亿元。

2020业绩出来后,股民直接沸腾了。在某投资社交平台上,股民对新城控股的走势,也多数都是看好的声音,没有了一年半前的愤怒和谩骂。

粗略计算发现,通过持股、家族信托等方式,王振华2020年在狱中还赚了145亿元。《2020胡润全球房地产富豪榜》显示,王振华、王晓松父子以430亿元的财富名列第33名,比去年升了34名,财富增多了190亿元。

很多人出了事,身败名裂甚至濒临破产,而王振华出事后,财富反而暴增79.2%,身价暴涨145亿,这不得不说是一个迷思。

长远来看,这三支股票并没有因为王振华事件而一蹶不振,甚至走势良好。就连新城控股,也已全身而退,元气尽复,生龙活虎。当初丑闻爆发时,冲进去抄底的人,居然真的赚得盆满钵满。

在资本的眼里,道德的血液值几个钱?

写在最后

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5年的判决,对王振华已是顶格从重量刑。但在公众心中的基于朴素正义的天平上,还是认为判得太轻。

据说监狱中也会有“歧视链”。歧视链最底层的便是那些臭名昭著的强奸和猥亵幼女的罪犯,不知道王振华在监狱里是不是人人喊打,只能住在马桶边上。

也还有一种说法,这样一位大富豪,如果立个功减个刑,或是身体不好搞个保外就医,说不定那个被他猥亵的小女孩小学还没毕业,他就出来了。

现在还没能全身而退的,估计就只剩下王振华本人了。值得一提的是该案为刑事案件,并未附带民事责任,法律上女童及其家属得不到一分钱的补偿,所以除了一句道歉外,王振华并无丝毫财务损失。而9岁的女童,被毁掉的却是一辈子,她或将背负伴随一生的阴影长大、成人直至老去。(来源:快刀财经 作者:快刀财经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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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罕见改革 揭示教育市场日益扩张后的现实困境                 
【研究员】:wh
“二代”首先是一种经济事实,它的背后是承袭制资本主义。经济学里有一个库兹涅茨曲线,它相信随着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自动降低,并最终稳定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上,每个社会阶层都可以共享经济增长的红利。

                                 

【博览财经特稿】日前,教育部发布消息,宣布新设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承担面向中小学生(含幼儿园儿童)的校外教育培训管理工作。这条不大不小的新闻,透露出高层对校外教育培训乱象的高度关切和治理意图,也折射出教育市场日益扩张之后的现实困境:教育作为塑造社会分层的核心机制,越来越从“期许”变成“焦虑”。

如今形形色色的校外教育培训,既包含应试教育技巧,也涵盖素质教育内容。本文着重解读了教育困境的生成逻辑,指出:随着亲历改革、分层明显的80后逐渐成为社会中坚,各类“二代”成为多元化的受教育主体,客观上加剧了教育问题的复杂性。面对诉求多元、竞争严酷、标准国际化这三大张力,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标准究竟在由谁决定?一次次考试与招生改革为何大多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教育改革应向何处发力,才更有希望缓释焦虑、回应期待?作者认为,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争其实是个假问题,它们真正的、共同的敌人,是功利主义。在功利主义的侵蚀下,无论是何种生源选拔机制,都被挖掘出了各种“套路”。新的选拔方式在功利主义面前也不过是一场难度更高的智力体操,并无质变。这是未来改革必须直面的核心症结。同时,改革还必须尊重传统与常识,不是简单地移植国外先进教育理念,而要从中国真实的制度文化民情中寻找纾解和平衡之道。

“龟兔赛跑”1.0版本

应试教育下,学生负担很重,中国的家庭都在为竞争而学习,“不能输在起跑线”;但是中国的学校又在致力于让“所有的学生一样的好”,这是一个悖论。这就有了“龟兔赛跑”1.0版本。在2009年中国上海参加的PISA测试中,上海学生的标准差比较低,也就是说好学生和差学生的整体差距不大,同时低级思维项目(理解、记忆等)分数高,而高级思维(评价、判断、创新)等分值低于平均分值,这反映了应试教育过于重视书本训练、排斥学生的其他能力和机会,而标准差低则表明整体上学生之间成绩的差异小。也就是说,在“龟兔赛跑”1.0版的教育设计中,跑得快的兔子与跑得慢的乌龟差距很小,或者说跑得慢的乌龟不能明显输给跑得快的兔子。

在“龟兔赛跑”1.0版本中,学业负担太重了,教育开始减负,淡化考试,让城乡所有的孩子都能享受快乐的童年。然而,孩子快乐了,家长却焦虑了,因为减负后的校内教育的质与量都有所下滑,已经难以单独胜任教学育人的职能。与不断的减负同步,培训机构大量涌现,学而思、好未来等校外教育公司市值飙升,私立学校的教育质量不断提升。这时出现了北京大学王蓉教授所说的“教育的拉丁美洲化“,即减负使得大量中高收入的家庭逃离公共教育体系,去私立部门寻求更高水准的服务。今天在许多南方城市里,公立学校成为低劣教育机构的代名词。北京情况则复杂一些,好的的公立学校与各种校外市场、资本市场有复杂的嵌套关系。

教改减负的背后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对立。素质教育这一概念内涵模糊,更准确的定位是作为应试教育批判的武器存在。我们可以不知道什么叫素质教育,但是只要痛感于应试教育的严苛,素质教育似乎就天然获得了论证与认同的合法性。

我更愿意用“博放教育”和“精约教育”这两个概念来描述减负之后的“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这对概念来源于人文主义学者白壁德所提出的博放时期(era of expansion)与精约时期(era of concentration)之间的历史的钟摆。所谓“精约教育”,实践的是严格选拔和训练,信奉的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所谓“博放教育”,一些教改名校,宣称提供你感兴趣的一切,成就你想拥有的一切,奉行同情宽容的个人主义、人本主义,强调解放,甚至无序与无纪律。现实中,这两种理念型常常嵌套在一起,呈现复杂的样态。学生3点半放学以后,可能直接到校外教育机构里去了。也就是说,学校的博放实际上高度依赖家庭与校外的精约训练。

精约教育,如一些教育评论者所言,是要把向上的动力如同一部发动机一样安置在学生心中。学校用一套细致严密的制度,确保学生发生身心的蜕变,养成终身受用的习惯和品质,在苦中苦背后是习惯养成、意志磨砺,是高卓的快乐,这是一切精英尤其是平民精英的自我塑造的艰苦历程。而在博放教育中,学生不仅能够选择学什么,还能选择什么时候学、在哪里学、跟谁一起学,以什么方式学;取消班级和班主任,拆掉教室中的讲台,老师站在学生中间;尊重学生兴趣、制订个性化的课表,为私人定制未来。

从这两种教育理念的对比可以看出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断裂:大城市的社会中上阶层开始享受素质教育的成果,而中小城市与乡村的社会中下阶层信任和选择的仍然是应试教育。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中上阶层和中下阶层在对继承人的培养途经上、对精英的塑造方式上,发生了明显的分歧。

二代崛起:全球故事

二代的崛起不仅是中国故事,更是一个全球故事。上面讲了“龟兔赛跑1.0版”是让跑的慢的乌龟不能明显地输给跑的快的兔子。而二代崛起后,教育这个龟兔赛跑的竞赛升级到了“2.0版”,开宝马车的乌龟入场了。

“二代”首先是一种经济事实,它的背后是承袭制资本主义。经济学里有一个库兹涅茨曲线,它相信随着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自动降低,并最终稳定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上,每个社会阶层都可以共享经济增长的红利。在二战后一直到1970年代,西方社会大致是这样一个发展;大家相信,在经济在大潮下,所有的船只都会扬帆远航。

但是,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托马斯·皮凯蒂对各国历史的研究,指出这个曲线是有局限的,只能解释一个特定的时期特定的现象。他进一步揭示财富的深层不平等,指出资本导致的不平等比劳动导致的不平等更严重,资本所有权(及资本收入)的分配比劳动收入的分配更为集中。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只是温和的不平等,而资本收入的不平等(如房地产和金融资产)是一个极端不平等。

皮凯蒂把下层阶层定义为收入最低的50%,中产阶级是中间40%,上层是前10%,这前10%又是由1%和9%构成。在他的数据里面,下面50%的人的劳动收入占所有比例当中25%—33%,中间40%占37到50%;最上面10%的人占到所有比例的25%和30%,这只是温和不平等。而资本收入是极端不平等,下面50%只占5%-10%。中间是25%-40%,前面这10%的人占的比例是大于50%的。

皮凯蒂也分析了基尼系数的发展趋势。数据显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分化的不断加剧,教育民主化并没有消除社会不平等。最上层1%的群体足以对整个社会面貌和政治经济秩序产生重大影响。这个超级财富阶层必然有他们自己的教育选择,因为他们需要通过教育将其财富体面地传递到下一代。

社会顶层的这1%到底是怎么筛选、如何培养?《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阶层的自我复制》一书就聚焦于美国收入最高的初级岗位:麦肯锡咨询、私人投资银行或者高级律师事务所,他们的薪水是同校从事其他工作的毕业生的2—4倍,这是一张通往社会上层的单程票。这些顶尖投行、管理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怎么招聘人才,就决定了高校里的大学生们需要具备怎样的素养。他们所看重的,第一层是你的学校的排名,他们认为不管你学的是什么专业,这3到5所顶尖学校的学生一定是最聪明、上进、有趣的人,这些人才理应得到高地位和高收入。这些顶级学校的学生进入公司以后,也有很好的符号效应,因为客户看到公司的员工都是名校毕业生,就会产生信任。这样就建立了高出身-高薪-高品质-高付费的市场链条。

但这还不是全部。这些拿6位数和7位数薪酬的招聘官,一定要招和他契合的人,也就是他们觉得有能力、有趣的朋友。过去的人力资本理论是看一个人学了什么,因此能做什么;但在今天的顶级行业中,更多看的是他的整个人,也就是所谓“人格资本”(personal capital),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素质”。美国版的“素质”看重的是极强的内在驱动力和进取心、丰富的课外兴趣、出色的社交技能,以及在繁多的学习、工作、兴趣之间管理时间的能力。这样的人可以在严苛的工作环境中生存下来,而且还能够生气勃勃、鼓舞别人的斗志。这些都是从事高挑战、高竞争、高薪酬的工作所必须具备的素质。而且,课外兴趣最好是那些高端的休闲活动,比如马术、马球,因为这是其所属社会阶层的信号。“二代”们就是靠这样一套东西被筛选出来的。

前面说的“开宝马车的乌龟”走入现实中,是以一套合理的、正当的、有时隐形有时又张扬的逻辑运作的。美国社会看似自由,相信个人努力,但实际上有严格的而且往往是隐形的等级划分。一个有能力向上流动的人,需要在在这样一个既隐形又等级森严的秩序中上下移动,让自己适应它的规定和程序;学会在密集而隐匿的等级关系中自如周旋,既能和他的上级权威套近乎,坐在导师的沙发上,又能与普通人打成一片,开放亲切,这是民主社会的新精英。

新精英背后特别讲究一种面对权威或者说拥有特权生活中的自如、淡定、如鱼得水、不卑不亢的气质,这就是教育中所培养的极为重要的“惯习”,它看似简单,但必须从小在各种仪式场合中反复练习,才能镌刻在身体中,流露在言谈举止的细节上。在信息时代,有形的知识已经贬值,非常易得,只有这些无形的惯习才决定“你是谁”,而后者是家庭与学校昂贵的投资后才能获得的。“二代”新精英们就是这样不断被再生产出来的。

多元选择与严苛选拔:制度的隐秘

Ralph Turner将教育选拔分为两种:一是竞争制,指向所有人开放,成功与否表现为个人表现能力。二是举荐制,指占据重要地位的精英直接选定获胜者,用于最顶尖的工作领域,表面上人人都可以申请,但实际招聘者只考虑当前精英举荐的人选。美国有托福和SAT的考试,但这些只是前面的竞争制,考过了只是过关,而最后录取你的人看重的不只是分数。

这就是考试选拔中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的博弈,客观性的标准考试能筛选出那些名列前茅的人,但是有可能遗漏许多未来的国家杰出领袖和优秀人才。客观公正、形式开放的考试所录取的人与统治精英所庇护的人之间的差异,是哈耶普录取中微妙的政治,有时强调智力,有时又强调品性。

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坚持开放。他曾说,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要从各个阶层中精选出那些拥有才华和德性的“自然贵族”,并利用公共支出、为了公共利益而通过教育来造就他们。要让那些有杰出能力但也许囊中羞涩的年轻人能够就读,只有这样,通向顶层的通道才能敞开,让民主的精神充盈于我们的学习殿堂。

而耶鲁大学则发现,一旦新的录取政策完全是依据学术水平来录取新生,学校便再无多少立锥之地留给他们自己的孩子,而是可能是另外一些人,尤其是那些成绩特别好的犹太人。因此耶鲁的领导对学术上的选贤举能(也就是美国版的应试教育)表示明确的反对,认为要代之以上层社会传统的理念——录取时要看重是否有服务国家的品性和领导力这些素质。

类似地,罗德奖学金的评选标准是要具有阳刚气质的基督徒品格与公共服务的精神,而不是书呆子。它要有能力的人,要有男人味的人,要在擅长户外运动同时还有点残暴的学者,这样的人才具有人格的力量,才具有“敢于完成使命的勇气”。对这些品质、品性与个性的重视,就是美国的“素质教育”。它打破了唯分数论,但是也为腐败、偏见和歧视打开了后门。

中国“二代”及其教育期待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们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普通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像搭上自动上行扶梯一样,随着经济的大潮不断改善自己的生活。因此,这期间的教育整体来说是家庭地位与财产的保护机制。今天,在经济高度发展40年后,一方面社会结构已经趋于稳定,另一方面财富阶层出现,“二代”崛起。这是今天中国教育面临的复杂社会情境。

另外,中国特有的独生子女政策下,80后是第一代独生子女,如今他们的孩子——第二代独生子女也已经进入学校,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充满焦虑,不允许子女失败,甚至不能接受他平庸。这时教育已经不再是教育了,教育已变为现代社会核心利益分配的权威代理,以及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的主要渠道。教育,好像看起来是个人分数、个人成就,但它实际上依赖于以家族为单位的积累与投入。

这就是布迪厄所说的“社会炼金术”的核心,它成功地将先赋的特权地位与后天获致的成就性因素结合在一起,用后者掩饰前者,从而为先赋的地位特权留下了既隐秘又多元的博弈空间。

中国社会对于教育、平等有深厚的历史传统。钱穆先生在《历代政治的得与失》里讲,中国的传统政治,已造成社会各阶层一天天趋于平等。中国社会以宋以下,已经造成了一个平铺的社会。封建贵族公爵伯爵之类早就废去,官吏不能世袭,政权普遍公开,考试合条件的谁也可以入仕途。贫寒出身,平地拔起,至多三代(富不过三,贵不过三),起先一个勤耕苦读的人出来问事,以至飞黄腾达;而他的下一代,很快又变成纨绔子弟了。于是有另一个家庭里勤耕苦读的人物,又再昂起头来。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指出,在此社会中,非无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对立之势不成,斯不谓之阶级社会耳。在中国社会里,一个人生下来其命运都无一定,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尽可自择,初无限制。而“行行出状元”,读书人固可以致身通显;农、工、商业也都可以白手起家;富贵、贫贱、升沉不定,流转相通。既鲜特权,又无专利,遗产平分,土地、资财转瞬由聚而散。大家彼此都无可凭持,而赌命运于身手。得失、成败皆有坦平大道,人人所共见,人人所共信,简直是天才的试验场、品性的甄别地。这是“一代”的境况,学校与考试的功能,正是“赌命运于身手”的天才试验场、品行甄别地教育与功名相连、社会的开放性与教育的功利性紧密相连。

而今天“赌命运于身手”,此命运已经不是个体的命运,尤其对独生子女家庭来说,是整个家族的运势;这“身手”也不再仅读书人的勤耕苦读,而是一个家族持续的投入。防御“下滑”与力争“向上”已经成为所有阶层(包括中间、中上阶层)代际传递中的深刻紧张,乃至日常的焦虑。而那些希望一考改变命运的寒门子弟,在今天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下则面临更大的困难。

回到开头说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对立。事实上,应试有其合理性,素质也有其正当性,但在现实中,它们都在教育的功利主义下被扭曲,从而出现种种问题。激烈的竞争逻辑将原来主张教育公平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一个个既精明又计较、虽务实却不无猥琐的教育功利主义者。

今天的基础教育不断减负,高考不断降低难度,这些改革极大地损坏了考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高校识别学术精英更困难了,于是出现了自主招生,企图建立新的门槛。但在这一轮轮的改革之后,竞争的成本越来越高,不仅需要学生自身持久的专注、坚定的意志、一定的天赋,也需要他的家长精明的眼光与昂贵的投资,所有这些层层嵌套在一起,变成一场理性的经营。家庭、学校与培训机构在教育消费逻辑下日渐趋同,共享一套相似的经营原则,围绕录取学校排名、选择专业的冷热、考生的名次、竞赛的奖项、自主招生的成绩。每一项指标都是一笔生意,甚至一条产业链。

这就是龟兔赛跑2.0版本。1.0版本是偏重知识习得。2.0版本中淡化了考试的选拔功能,主张多元选择,因此,学科竞赛、先修课程、自主招生风行。自主招生的原意是伯乐相马,不拘一格,不料,马市突然热闹了,出现了马贩子、驯兽师,良莠不齐、真假混杂的“千里马”突然大批冒出来了。高考也罢,竞赛也罢,自招也罢,都迅速地被功利主义逻辑所侵占。因此,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争是一个虚假问题,它们真正共同的敌人是功利主义。在功利主义的侵蚀下,无论是应试还是自主招生,都被挖掘出了各种“套路”。新的选拔方式在功利主义面前不过是一场难度更高的智力体操,并没有发生质变。

教育改革:症结与限度

我们的教育改革,常常改的是病名,而不是病症。教育面对的是一个结构的问题。在美国进步教育时期,康茨提出:学校敢于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吗?能成为社会改造的杠杆吗?杜威相信可以。他相信教育是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因为学校自成一个雏形社会,它直接影响着明日社会的样貌。

然而,教育一旦接过这一任务,就会不可避免地让学校落入“混乱的教育计划”之中:社会存在许许多多转瞬即逝的需要,许许多多教育制度无法有效地妥善处理的需要。1953年,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指出,把教育看作是社会改造的工具,既不明智,也是危险的。他批评现代社会有两个迷思:所有的问题都能够通过生产来解决,通过教育来解决,遗憾的是,这两个伟大的信条都是错误的:生产可能加剧贫困,教育也能够助长愚昧。

中国教育已经嵌套进入全球化之中,在人民对教育的多重期待中,既有平等主义的诉求,也有经营、投资乃至洗牌中产阶级策略,以及精英教育对其继承人严格的传承与庇护。在“二代们”多元的教育期待、教育选择后,是各种社会力量在对“素质教育”的定义与博弈。教育公平不仅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更是社会公平的结果。如果企图以教育公平的薄弱之力来推动社会诸多层面的公平,实现所谓底线平等,就无异于螳臂当车,而且会搅乱教育的内部秩序。认识到教育的限度,教育才能尊重内在的育人规律。

今天的精约教育嵌套在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结构中,而博放教育则嵌入在中国当下的观念和民情结构中。前者有多严苛,后者就有多虚妄。教育改革也不是简单的制度模式移植,把芬兰教育、美国教育移植就好。教育一定是从自己的制度文化民情中真实生长出来的,我们需要尊重传统与常识。教育改革不是简单的理念实验,移植,它是一门政治的技艺,需要谨慎的平衡。(来源:文化纵横 作者:刘云杉)



                        

高层已认识到这个群体重要性 补贴额不大但风向变化令人感叹                 
【研究员】:wh
当时中国刚刚成为“世界工厂”,这本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伟大成功,但很多专家、学者却说,制造业处在产业链的下游,赚钱太少,中国不能再苦哈哈地“为全世界打工”了,要“腾笼换鸟”,把低端制造业换成高端产业。

                                 

【博览财经特稿】虽然鼓励企业培养技工的补贴数额不大,但社会风向的变化令人感叹。以当前的人口形势,这种往职高分流人数的做法,是非常令人不解的。由于缩短学制,学生读完高中,平均年龄可降到16岁。此时,没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学技工,也不过比15岁读职高的学生大1岁而已。

人社部、财政部、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全国工商联等五部门提出,补贴企业培养中级工、高级工及技师、高级技师等技术工人,培养期限为1~2年,学徒每人每年的补贴标准原则上为5000元以上。

这笔钱,其实按学徒人数给企业减税更好。反正是鼓励企业培养技工嘛,何必先把税收上去再补贴下来呢?这无端增加了税收征管成本和补贴审核成本。当然了,这增加了审核部门的权限和工作岗位,所以部门有动力这么做。虽然补贴的数额不大,但社会风向的变化令人感叹。

需求是培养技工的最强动力

如今的社会,是如此重视制造业、重视技术工人。十几年前,也就是2008年前后,舆论对制造业一片鄙视之声。

当时中国刚刚成为“世界工厂”,这本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伟大成功,但很多专家、学者却说,制造业处在产业链的下游,赚钱太少,中国不能再苦哈哈地“为全世界打工”了,要“腾笼换鸟”,把低端制造业换成高端产业。

那时候写了不少文章反驳这些专家学者。我说,市场自己知道怎么分工。不要以为制造业不懂产业升级,需要你们这些专家来指导,其实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升级了很多代了。千万不要用行政力量逼企业产业升级。中国还有大量的文化知识不高的劳动力,如果强行逼企业升级,这些劳动力怎么办?

十几年过去了,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鄙视制造业的声音已经完全没有市场了。

这个例子再次说明,市场比谁都更有远见。如果你以为你比市场看得更远,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那只是你的错觉。或许你该去看看眼科医生了。并且,那时候专家们觉得工人太多、白领太少,而现在呢?是技工荒了!

社会重视制造业、重视技工的培养是好事,但怎么让更多更好的技术工人涌现出来,是要讲经济规律的。

首先当然是要给企业宽松的发展环境,让企业能赚到钱。需求是最好的动力。中国现在已经有大量的优秀技工了,这些优秀技工都是市场需求催生出来的。不是哪个规划者刻意培养出来的。

接下来,只要企业赚钱越多,对技工的需求越多,企业自然就会下大力气培养技工,而工资高、年轻人也会因为需求旺盛而更愿意当技工,如此,必有更多优秀技工出现。此外,教育领域,也可以为催生更多优秀技工做出很大的改进。

让更多技工有机会读普通高中

我的一个初中同学,学习成绩非常好。那个年代,学习成绩好的农村孩子,往往会考中专,因为考上中专就意味着吃上了“国家粮”。

当时我们非常羡慕她考的中专,但后来大家都知道,当年很多乡村精英苗子因为考中专被耽误了。

两年前,她的孩子高考成绩非常好,在我们省排十几名,上了北京大学。她送小孩上学,毕业后这么多年,我第一次见到她。席间,说起当年考中专的往事,她很遗憾。她说,后来她在工作中,需要自学很多东西,但因为没有读过高中,缺乏很多基础,所以学起来非常吃力。她非常羡慕读过高中的同学。

未来科技进步会越来越快,未来的技工,要升级自己,必然需要自学很多东西。如果他们有高中的基础,那无疑是非常有助于他们的学习。并且中国占比最低的群体就是高中毕业生。日常生活中,你可以看到不少大学毕业生、初中毕业生,但是你很少能看到高中毕业生。

以1998年为例。此年出生人数是1934万人。到了2016年,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数是940万,这意味着,经过18年之后,1998年出生的人中,有近1000万人没有参加高考的机会。

而到了2020年,大学毕业生是874万。这说明,1998年出生的人中,大学毕业生、初中毕业生都接近1000万,而高中毕业生可能还不到100万人。

现在教育部门在强制把初中毕业生往职业高中分流。一种说法是,职业高中、普通高中的比例各50%。很多家长为自己的孩子没机会上普通高中而忧心不已。

以当前的人口形势,这种往职高分流人数的做法,是非常令人不解的。例如,2020年中国新生儿只有1200万人。等他们到了上高中的年龄,如果按职高分流50%人数的政策,则只有600万人上普通高中。而大学却要招收大约900万人,那300万人的缺口从何补足?

当然,可以关闭大学,但,为何要关掉已经辛苦办起来的大学呢?也可以从职高招那300万人。可是,既然职高生也还是考大学,那何不干脆让他们上普通高中呢?

分流大量的人到职高,初衷可能是觉得大学生就业竞争已经很激烈,而技工反倒缺乏,所以急于补足技工。但如果让更多初中毕业生有机会读普通高中,那会减少很多人的人生遗憾。像我那个同学,没有参加高考博一博,就是一生的遗憾。

并且,经历过普通高中的基础训练的技工,学习能力会更强。所以,哪怕基于培养更多优秀技工的目的,也应该让他们有机会读普通高中。

中学读4年就够了

教育要配合人才培养,首先应该改高考制度,让大学去适应市场对人才的需求。这些做不到的话,也应该改革中学学制。

携程创始人、人口学家梁建章一直建议缩短中学学制。他认为,初中读2年、普通高中读2年就够了。让学生早两年读大学、早两年工作。对科研有兴趣的人,也可以早两年读硕士、博士,早日进入科研工作。

梁建章的这个建议,可以节约学生的很多时间,等于释放出巨大的人力资源。以2020年近900万大学毕业生来计的话,缩短两年中学学制,可以增加近1800万人力资源。

其实大家都清楚,初中的最后一年、普通高中的最后一年,并没有学多少新知识。学生都是反反复复做题,以提高个人高考的胜率。

按流行的对“内卷”这个词的用法,大家都这么反反复复做题,平均胜率还是不变,这就是一种“内卷”,对谁都没有好处。中学缩短两年,可以减少反反复复做题的“内卷”。

同时,由于缩短学制,普通高中就可以多开班,招收更多高中生。例如,一个学校有60个班的师资,如果三年制,则每年只能招20个班。如果改为两年制,则每年可招30个班。

由于缩短学制,学生读完高中,平均年龄可降到16岁。此时,没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学技工,也不过比15岁读职高的学生大1岁而已,但经过普通高中的训练之后,他们的底子可要好得多,这有利于他们未来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所以,梁建章的建议,比把学生分流到职高,更具有合理性,对不对?(来源:功夫财经(ID:kongfuf) 作者:邓新华)



                                 
                                           形势分析
                 



美联储“两难”选择 全球“流动性盛宴”面临终结                 
【研究员】:wh
严格来说美国经济仍处于恢复阶段,与疫前2019年比较,美国目前仍有超过800万就业岗位未回补,一季度美国GDP同比增长0.4%,如果滤除短期强刺激政策,美国经济仍未恢复至2019年水平;但超市场预期的是通胀提前到来,这与上一轮经济复苏周期(2008-2019年)存在明显差别。

                                 

【博览财经特稿】6月中旬美联储例行利率决议,维持联邦基金利率(0-0.25%)和每月1200亿美元购债规模不变,并讨论了缩减购债,基本符合市场预期,但在本次例会中美联储将超额存款准备金率(IOER)和隔夜逆回购利率分别调升5个基点,上调了美国今年GDP增长预测和通胀(PCE)同比增速预期,并释放2023年之前不止一次加息,美联储鹰派表现出乎市场意料,美元指数强劲反弹,大宗商品与风险资产普遍承压。美联储态度何以突然转向鹰派?未来政策走向及其对全球产生哪些影响?

美联储意外转向鹰派

简言之,就是美国通胀提前来了,并且表现超预期。5月美国CPI同比5.0%,连续4个月走高,创出2008年以来新高,环比增长0.8%,连续4个月上升;4月核心PCE同比3.1%,超过2.0%,创出近30年来高位。随着美国疫苗接种逐步推广与社交疏离措施解除,被封锁措施“憋坏”的民众外出活动意愿强烈,交通出行、酒店住宿、文教娱乐等服务业需求强劲复苏,带动就业市场持续改善;加之美国 “直升机撒钱式”救助政策,民众收入增加,市场普遍预计今年美国可能迎来夏季出现高峰期,内需回暖将拉动物价上涨;但从通胀结构分析看,短期需求上升只能解释本轮通胀一部分,能源、工业原材料价格大幅涨价和供给短缺是更主要的推手。

一是大宗商品价格传导。4月以来,能源、工业原材料价格等商品价格延续年初以来上涨态势,铜、铝、铁矿石等商品价格一度接近或刷新历史高位,这不仅直接提升了美国生产者成本,而且通过进口价格传导至终端消费者;

二是疫情对供给抑制。超长时间疫情影响与封锁措施对全球生产链供应链造成冲击,港口码头开工不足,物流仓储运作不畅,都对全球商品供给构成阻滞,部分消费品供不应求,物流与仓储成本飞涨;

三是结构性失业推升物价。由于疫情导致美国就业市场结构性问题显现,近几个月,美国月度新增非农数量不及预期而就业岗位空缺率确实逐步上升,反映不少企业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人,导致用工成本上升,“工资-物价”存在螺旋上升压力;

另外,疫情期间美国楼市价格持续上涨直接或间接推升消费者物价水平。受美国低库存、建筑工人短缺、建筑材料供给短缺与价格上涨、低利率与防疫持续刺激楼市需求等,美国整体房地产价格连续十个月上涨。

美联储“两难”选择

严格来说美国经济仍处于恢复阶段,与疫前2019年比较,美国目前仍有超过800万就业岗位未回补,一季度美国GDP同比增长0.4%,如果滤除短期强刺激政策,美国经济仍未恢复至2019年水平;但超市场预期的是通胀提前到来,这与上一轮经济复苏周期(2008-2019年)存在明显差别。在美国经济体尚未完全恢复正常的情况下,物价、楼价持续快速上涨将直接导致民众生活水准下降,随着短期强刺激政策效果边际减弱,美国需求与生产可能出现螺旋放缓,美国经济中期滞胀风险增大。

面对火烧眉毛的通胀压力,美联储开始意识到有必要适度回收过度宽松的流动性,以降低极端宽松政策后遗症,但另一方面,美联储过快收紧政策可能对资本市场、房地产和经济复苏造成严重冲击,近几日欧美市场受到不小的惊吓;一定程度上反映美联储面临“两难选择”;因此,在本月政策会议上美联储采取适度回收过剩流动性,并“试探性”释放未来加息可能提前,与市场进行沟通;从效果看,大宗商品市场反应灵敏,应声倒地,大宗商品价格“挤泡沫”,有助于舒缓美国及全球潜在通胀压力,为美国经济复苏赢得时间。

美国通胀与美联储政策展望

一是美国通胀的“好消息与坏消息”。好消息是随着基数效应减弱与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居民消费需求短期集中释放后会有所减弱,带动下半年美国通胀赶顶放缓;而坏消息是推动美国通胀的其他因素消退仍需要较长一段时间,例如:全球疫苗接种进度缓慢,生产供应端继续受到疫情抑制,结构性失业推升企业生产与物价成本,以及低利率下的高房价等,通胀放缓曲线平缓,意味着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美国民众仍需要承受较高物价水平。

二是美联储政策有何“玄机”。从美国市场表现看,美国实施极端宽松政策确实造成市场资源配置的扭曲,目前美元融资成本接近0水平,美元流动性泛滥;美国银行体系超额准备金水平接近4.0万亿美元,远超过近十年均值1.8万亿美元,反映美联储无限量供给的流动性仍淤积在金融体系,货币政策传导并不顺畅;同时,去年3月以来,风险资产与避险资产“同步涨跌”特征明显,股市、大宗商品等价格走势与基本面持续分化,市场投机炒作活跃等,这些都与流动性泛滥有关。

6月美联储官宣政策转向并结合近日美联储市场操作,美联储主要回收短端流动性,允许或引导短端利率适度上升,但继续将长端利率维持在低位,由于短端利率与美元相关性强,美元适度升值有助于抑制大宗商品价格继续大幅上涨,舒缓通胀压力;同时,处于低位的长端利率将继续为公共支出创造良好环境,并刺激私人投资。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美联储本次例会后,美债长端利率“反常”回落,而短端利率保持平稳。

美联储本轮调整对全球影响

目前,有声音认为美联储本次例会释放加息时间提前,可能是“政策失误”的开始,美联储存在高估美国经济复苏的基础与动能等。接下来,美联储会采取什么样收紧节奏及其对全球经济和市场会产生何种影响?

文章认为,美联储政策势必保持灵活性,美联储对通胀未雨绸缪有益无害,即便如美联储预测那样,明、后年各加息一次,美国实际利率有望仍处于低位或负值,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和美国银行体系超额存款准备金继续高于正常水平,从上一轮救助可以看出,美联储在经济、就业取得实质进展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都将足够宽松的金融环境;美国经济复苏的关键在于能否尽快消除疫情影响,经济全面开放,企业面临产业链供应链阻止、招工难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让就业、收入和生产形成良性循环,避免疫情冲击影响长期化,即美国潜在增长率进一步下滑。反之,美联储继续忽视通胀,不仅不利于经济复苏,甚至可能导致中期滞胀,本轮经济、通胀表现与上一轮复苏存在差异,政策调整不可避免要保持一定灵活性。

市场方面,本次例会预示着全球流动性盛宴面临终结,资金成本将缓步上升,意味着全球估值过高、明显偏离基本面的风险资产面临重新定价,例如:本轮大宗商品价格投机炒作的基础在弱化,投资者意识到继续追高大宗商品价格的风险在增加;去年以来表现最好的科技板块股票,其中部分股票也可能面临重新定价;美联储政策整体是往“收水”方向走,并且美国经济、通胀与政策均领先与欧元区,内外环境继续有利于美元,但综合考虑美联储政策继续维持宽松,全球经济复苏趋于收敛,年内美元升值动能偏温和。

但美国市场陷入崩溃可能性偏低,美联储政策调整节奏缓慢,在美国经济与就业取得“实质性”进展前,美联储可能会继续维持一个宽松金融环境,从美国就业恢复节奏、债务攀升、全球疫情形势仍严峻及贸易、地缘政治问题等方面都弱于上一轮经济复苏,本轮政策正常化可能更加缓慢;同时,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未来12个月内将保持扩张。

从历史经验看,美联储历次加息周期都伴随部分新兴经济体面临资本外流、本币贬值与资本市场波动压力,少数经济体甚至出现“货币危机”与市场动荡,这主要是美元仍在国际货币储备、投融资和市场交易中主导作用,使得美联储政策调整具有很强外溢效应。可以说,美联储政策正常化导致全球货币金融环境收紧,对新兴经济体的经济、金融条件多少都会产生一定影响,但影响程度与多个因素相关,例如:部分新兴经济体内部经济、金融结构存在失衡,资产估值存在泡沫风险,美联储政策缩表和加息曲线是否陡峭,新兴经济体与美国经济复苏周期是否同步等。从目前各国经济复苏趋势看,美联储政策正常化节奏缓慢,美国经济尽管复苏领先,但其经济复苏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复苏之路并不平坦;金融危机以来,多数新兴经济体经济结构、国际收支整体有所改善,应对措施也有所丰富;美联储本轮政策调整对少数新兴经济体影响相对大。(来源:FT中文网 作者:周茂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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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江湖售假翻车频现 被割的永远只有消费者                 
【研究员】:wh
这也是直播间常见的套路,以“回馈粉丝,福利价,低价促销”为由大幅降价,为了增加可信度,支持专柜验货、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退还,甚至有潮牌授权书、代理商证书,和营业执照等。但这些信誓旦旦的话都无法保证是正品,或者是你以为的正品。

                                 

【博览财经特稿】618前夕,头部主播薇娅、二驴带货翻车被嘲,老戏骨张晨光直播带货过程中,因售假争议被骂哭。亲切的主播、惊人的低价、夸张的话术、躁动的下单氛围、信誓旦旦的正品保证,直播带货是当下最流行的网购方式,背后涉及到直播平台、电商平台、主播、品牌商家、中间人、消费者等多方,利益江湖里各取所需,售假、翻车频频出现,被割的永远只有消费者。

头部主播带货风波预见新兴行业的诡谲

在一个刚开播13天的直播间里,一件原价599元的烫印潮T直接被砍到99元。柳玫立马下了四单,她默认这是她要找的潮牌BOY London。

衣服款式一模一样,直播店铺的名字是BOY潮牌,如果忽略后缀axz的话。柳玫也听到主播说,是正品,而且假一赔三。

拿到货后柳玫才发现不对劲,后背的标签不是BOY,而是BOYaxz,这也成了商家的说辞,“这不是假货,我们三标齐全,是boyaxz”。

相似的话术出现在珠宝金器、潮牌潮鞋、一线护肤品等直播间。有人发现直播间在卖国际大牌“拉夫劳伦”的polo衫,价格是原价的2折,主播保证正品,并称可以专柜验货,但去专柜验货后被断定为假。在购买金器时,主播在直播间称可以去专柜更换款式,但拿去专柜往往发现含金不足,一烧就有白色泡沫。

这也是直播间常见的套路,以“回馈粉丝,福利价,低价促销”为由大幅降价,为了增加可信度,支持专柜验货、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退还,甚至有潮牌授权书、代理商证书,和营业执照等。但这些信誓旦旦的话都无法保证是正品,或者是你以为的正品。

相似的操盘手法还有在直播间含糊其辞,不点名logo,只暗示是大牌、正品,最典型的是上海首个被捕的直播带货网红,以“香奶奶”暗示,标榜是同款,售价只有正品的百分之一。或是伪造授权证书、直播间logo、海关报关单,谎称取得国际潮牌授权带货。

在罗永浩羊毛衫事件中,罗永浩团队检查了品牌授权书、经销商授权书、正品检验报告证书,但这些都是被伪造的文书。

资深电商直播人士许柏不碍事,伪造授权书是直播带货的重灾区。围绕在头部主播周边的大小商家,为了被选上直播间,甚至联合二手中介(商家和主播的中间人)造假。

打信息差是假冒国际潮牌的一贯方式,成本小、取证难。2020年5月,南京警方接到有人冒充国际大牌在直播间售假,该店铺称有授权,并有相关报关单,警方先在该品牌的认证平台上求证,后向海外潮牌核实,直到该海外公司和关联公司发表声明,前后用了一个月,才进行抓捕。

这与薇娅后来的Supreme事件相似。许柏透露,薇娅取证的办法是给Supreme发函取证,但能不能得到回信也难说。

头部主播的带货风波,可预见这个新兴行业的诡谲。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21年2月发布的第47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达到6.17亿,其中电商直播用户占比一半,为3.88亿,而在电商直播中有购物历史的用户超过六成。

但另一个数据也显示,直播投诉飞速增长,2020年,全国12315平台受理了2.55万件投诉举报,其中直播带货占到8成,重点问题在质量不过关、极限宣传引导冲动消费和退货难。在黑猫投诉上,搜索“直播 假货”就有1294个结果

在二驴带货的朵唯12Pro翻车后,黑猫投诉上新增了许多二驴卖假手机的投诉。这款号称原价4999元三摄手机,在直播间被砍到899元。如果不是朵唯12Pro被曝出与备案型号不符,且并未在朵唯官网上架,仅一款手机就将为二驴带来数千万的业绩,这笔业绩将由主播二驴、供应商深圳市优购时代和平台方等分成,而贴牌机由消费者买单。

直播带货兴起滋养了带货主播、商家和平台

在直播带货的新生地上,平台方给流量,主播给口才,商家给货,消费者买单。大家在同一个利益链条上,依附共生又相互博弈。平台想促成更高的交易额,一些商家想赚取更多差价,甚至不惜在货品质量上动心思,而部分主播为了骗佣金,以“纯佣”拉到商家,又以刷数据、高退货量走单。

一个新生的行业免不了乱象,同时也带来监管的收紧。最新震慑主播行业的消息是,法制日报近日一则“主播售假最高可判10年”的发文。有关直播带货的细则也在细化。3月18日,中国广告协会甚至发布了《网络直播营销选品规范》,给出4个步骤作为主播的选品参考。

直播平台方不断加大处罚力度。二驴夫妇手机翻车事件曝光后,快手平方宣布“假一赔九”,3倍来自主播,3倍来自品牌方、商家,3倍来自快手电商,这一单可能就需要赔付数亿元。

许柏也吃过假货的苦头,他是商家和主播的中间人。此前因为联系的多个老牌商家公然售假,寄到直播间的是真品,但发出去的是假货,最终导致公司信誉破产。他表示,在他协调的1000场短视频直播带货中,有三分之一是知假售假,主播也知情。甚至形成了“一线城市发真货、四五线城市发假货”的区域性套路。以下是他的口述:

“一线城市发真货,四五线城市发假货,二三线随机发”

我是电商代运营公司的,通俗来讲,一边对接商家,一边对接主播。对接的商家一般是传统电商的旗舰店,但我私下也会接一些平台的直播活。算下来,我总共接手了数千场直播。

我们算是谨小慎微的,一般只对接旗舰店,授权店、经销商店我们直接滤过,但就算这样,在2020年618,我们还是被几个老牌商家坑了。给我们的是正品,结果发货发出去的是假的,商家直接拿钱跑路,我就被主播拉黑了。

这还是一家4年品牌旗舰店,缴纳过10万保证金,这样的店铺我们会默认资质,不再进行审核,没想到,商家在2020年年初资金链遇到问题,到618发完假货直接拿钱跑路了。

很多新兴直播带货平台的保证金只要一千到两千,商家可以干一票就跑。这天然导致假货更多。

我们判断假货的方式简单粗暴。直接从店铺类别判断上架产品的真假概率,只要不是官方旗舰店,一律按假货处理。

在我的眼中,比如阿迪达斯,只有阿迪达斯官方旗舰店是正品,其余都是假的。在某短视频平台上,这样的旗舰店只有一家,专卖店、授权店有数百家。我们只认可这家旗舰店。就算是真的阿迪达斯鞋,只要放在非官方旗舰店里,一些大主播比如罗永浩、张庭就不会卖。

下游经销商太难把控,所谓的品牌授权、保真,90%都并不可信。我们知道的情况是,国际大牌会在国内授权,但授权公司在下放的过程中,链条太长难以保证真假了。比如真A公司的大股东另开一家公司B,B作为A的分销商,B和A签合同,保证供货正品,但B真假混卖,遇到懂行的,说自己有渠道拿到正货,不懂行的称自己有授权。就算出事,B跑路即可,一般注册资金100万,实缴5万。而B在开店前,往往就另找了法人代表。

在直播间,所谓的品牌授权、代理商就没有保障性。更别说这些还可以造假。我对接过一位阿迪卖家,他的售价仅是正品店的3~5折,他直接告诉我是假货,为了避免被抓就混着卖,选择性发货。比如一线城市发真货,四五线城市发假货,二三线随机发。

这样的商家往往是真经销商,手上有一批真货,就算没有,他也会去旗舰店买点。如果他卖出去100件,手上可能有30件真货,还有70件去莆田拿货。

很多小商家都认识同一家工厂,谁有需要,直接从源头调货,假货源源不断。比如一个厂商有3万库存,同时联系10个店铺走货,卖掉200件,就发走200件。量到1万件,给28折,2万件就给25折。如果被发现要退货,一概不退(或是买运费险包退),投诉多了就跑路,很多店铺过几个月就没了。

但事实上,投诉量不会有想象中那么大。首先是假货很真,另外要证明假货需要鉴定,鉴定的难度大,比如说鞋子,一般和正品无二,而且非官方的鉴定结果不被官方承认。很多新兴直播平台对假货的态度也含糊不清,一些直播平台要收取每单5%~6%的抽成,退单多也意味着利润丢失。退一步说,比如卖了100件假货。只要不闹太大,那一般只有30个消费者来索赔的。就算赔三倍也没事。因为假货利润高。

假货的形式也很多。我们碰到过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比如一些去屑、美白、抗皱的产品,商家给我们的包装没有添加违规成分,但发到消费者那里的货,包装可能被称为新包装,上面是有添加违规成分的。这就需要消费者有眼力,不然很难注意到。这跟发假货是一个道理,给主播寄真货,发出去的是假货。

做的一千场短视频直播里,有三分之一是你情我愿卖假货

说实话,我们不是完全排斥假货,但商家需要先和我们通气,提前打好招呼。

如果是假货,我安排找愿意卖假货的小主播。2020年,我做的一千场短视频平台直播里,有三分之一是这样,大家你情我愿的,就像有些平台直接卖山寨货,用户也买单也一样。

相比之下,头部主播非常注重口碑和名声,他们有自己的招商团队,负责选品,确保品质过关,他们不会主动售假,往往是被商家欺骗售假,其中还包括二手中介。

大主播的直播带货频率可能达到一天上千个品,人手忙不过来,所以他们会找二手中介公司。这些皮包公司在微信群里发广告,找品,二手中介要先审核品牌,但为了拿中介费,二手中介还会配合品牌方造假、报价,比如做海关的报告单、PS红章。

重灾区是国际品牌的授权书,包括护肤品、服装。像薇娅这次Supreme事件,事后大家都知道Supreme没有联名,但事前她怎么判断呢?发函去国外吗?也不一定有人回。况且这是平台推荐的,传统电商平台的旗舰店就意味着不用审核。

这些头部大主播需要关死自己的缝隙,才能不让商家有可乘之机。比如说,你让我200万买李佳琦一个直播间的坑位,有多少我就要多少,我的下游客户愿意买单的很多,出200万可以卖三五百万,就算只卖200万也是去库存。薇娅、李佳琦的选品很严格,有很多资质就要让中介帮忙完成,或者是打点。

除了头部主播,一般主播对假货的敏感度都没那么高,她们没有审核假货的能力,就算卖了假货,也不会被大众关注,他们不会管。就算分辨出来了,坑位费就摆在面前,这个钱赚还是不赚?

事实上,能带假货的人有时候反而更受商家追捧。商家会想,主播连假货都敢卖,还卖得好,那我还不赶紧上门求合作。而粉丝更有叛逆心理:谁骂我偶像,我就偏买。

直播带货的节奏太快了,头部主播一天带那么多品,就算有几十人的资质审核团队,也忙不过来。很多时候,大家只看成熟平台的旗舰店产品。这些成熟平台要求缴纳的保证金高,一旦发现造假会被扣款、扣分,对商家来说造假成本太高,这样的平台假货少,旗舰店可以做到90%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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